新華社《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最近從河南省公安廳獲悉，今年1月至9月，河南省共查處民警違法違紀案件436起，涉案民警492人，較2007年同期分別上升15.3%、12.6%。據(jù)透露，僅在10月份，省內(nèi)就連續(xù)發(fā)生5起當事人在派出所非正常死亡的案件，其中一名當事人在派出所“自殺”，脖子上有明顯皮帶印痕、青紫并有淤血，頭部、臉部和膝蓋有滲血傷痕；一名當事人被多名民警、聯(lián)防隊員“用腳亂跺”，活活打死……

　　在中國的行政權力結(jié)構(gòu)中，派出所是公安機關在基層的派出機構(gòu)，是對地方社會治安負有直接責任的公安行政單位。一般說來，案件當事人被民警帶到派出所，要么是警方要就案件有關情況對其進行詢問、調(diào)查，要么是因為其涉嫌違法犯罪，需要對其采取強制性限制措施。從最基本的角度看，派出所首先應當是一個能夠提供安全保障的地方，一個公民被帶到派出所之后死于非命，這無論如何都是很不正常的。

　　盡管近年來各地媒體上關于此類案件的報道并不少見，《湖南農(nóng)婦派出所內(nèi)死亡，法院20天不作任何裁定》、《村醫(yī)派出所死亡尸體失蹤7年，打人警察順利升遷》、《女子被帶進派出所頸部重傷死亡，警方隱瞞傷情》……之類新聞屢屢見諸報端，但在短短一個月之間，在一省之內(nèi)，竟然連續(xù)發(fā)生5起當事人在派出所非正常死亡的案件，這不能不讓人產(chǎn)生一個荒唐而恐怖的“錯覺”：某些地方的派出所非但未能履行維護社會治安之職責，反而變成了公民非正常死亡的高發(fā)地。對于這個十分危險的傾向，必須予以高度警惕。

　　河南省公安廳一名負責人承認，該省公安機關存在著不作為、亂作為，刑訊逼供仍未根治，違規(guī)使用治安員等“頑癥”。河南安陽市公安局一名負責人認為，當事人在派出所非正常死亡，“有的是因為民警刑訊逼供，有的因為民警工作方法不當、責任心不強，也有的可能與當事人個人情緒、身體原因有關”。綜合公安部門人士的分析，可知少數(shù)民警濫施暴力、大搞刑訊逼供，乃是當事人在派出所非正常死亡案件頻頻發(fā)生的一個重要原因，至于民警工作方法不當、責任心不強，當事人個人情緒、身體狀況特殊等等，大都只能算是輔助性或偶然性的原因，有的甚至不過是民警為推卸刑訊逼供罪責而找出的借口罷了。

　　刑訊逼供是一個罪惡的毒瘤，是一些地方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的少數(shù)辦案人員屢試不爽的“殺手锏”。對于如何監(jiān)督和遏制刑訊逼供的問題，學界、實務界進行過很多探討，不少地方的辦案機關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初步形成了一個基本共識，就是涉及刑訊逼供的案件應當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則，當事人如果提出指控，稱自己在被詢問、審訊時受到了刑訊逼供，應當由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的辦案人員承擔舉證責任，證明他們沒有對當事人進行刑訊逼供。全面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原則，可以對辦案機關形成強大的壓力，促使辦案機關嚴格依法行事，并制定和完善有關程序性措施(如對詢問、審訊活動全程錄音錄像)，以提高執(zhí)法水平和辦案質(zhì)量。

　　按照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如果辦案人員的確沒有實施刑訊逼供，他們完全可以向監(jiān)察部門或法院提交各種證據(jù)(如詢問、審訊活動的全程錄音錄像)，以證明自己的清白；而如果他們在享有搜集證據(jù)的多種便利的情況下，仍然不能提出足夠充分有力的證據(jù)以自證清白，那么就要以刑訊逼供的罪名承擔法律責任。在河南省10月份發(fā)生的5起當事人非正常死亡案件中，有一起當事人被派出所認定為“撞墻自殺”，面對當事人家屬的質(zhì)疑，派出所一開始說沒有攝像頭，家屬發(fā)現(xiàn)安裝有攝像頭后，派出所又改稱“有，但是壞了”。如果嚴格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即便派出所辯稱的“攝像頭壞了”確系事實，就是這樣一個“技術故障”，也會成為他們自證清白的致命障礙，令他們難逃刑訊逼供的責任追究。

　　為了保障公民最起碼的人身安全，為了維護公安機關的形象和聲譽，必須全面落實涉及刑訊逼供案件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以保證派出所不至于成為公民非正常死亡的高發(fā)地。(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