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歲的大屠殺幸存者嚴德鳳老人鼻子里插著氧氣管，手指上夾著生命護理儀，眼睛緊緊閉著。她睡著了，不時發出微弱的呻吟聲。她的小女兒嚴志健告訴記者，老人的病危通知書已經下來了，由于藥物的副作用，老人常常會產生幻覺。

　　除了病危的嚴德鳳老人，兩年之內，記者曾面對面采訪過的4位幸存者王金福、史家金、吳國治、蔡秀芳已相繼于去年過世。

　　據了解，南京市在1987年首次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進行統計，記錄在冊的幸存者有1756名。1997年再次進行統計時，在世的幸存者只有1200名。2006年，大屠殺幸存者急劇減少到400多名。僅2006年上半年，統計在冊的幸存者中有27人去世。

　　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援助協會昨日公布的數據顯示，目前僅存400多人。

　　“2004年第一次認證大屠殺幸存者時，我們給179名幸存者發放了大屠殺幸存者證明。”江東門紀念館館長朱成山是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援助協會的發起人之一，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大屠殺幸存者援助協會是一個民間組織，2004年7月正式成立。協會成立的當年，認定了179名幸存者，第二年認定了169名幸存者，2007年又認定了20名，今年則認定了18名。今年認定的18名幸存者名單將上報給南京市民政局，納入民政系統的扶助名單。

　　據介紹，新發現的這批幸存者來源渠道比較多，有的是媒體采訪中發掘出來的，有的是學術調查中新被證實的，有的是自己與援助協會聯系后，經過調查取證，被確認的。這批幸存者和以前納入民政系統的300多位幸存者一樣，在1937年12月13日前后，身邊有一位或多位親人被日本侵略軍殺害。其中今年新發現的幸存者孫永春老人，有4位親人遭到日本侵略軍的毒手。

　　“幸存者的數量已經非常少了。”朱成山表示，南京大屠殺已過去71年，當時的幸存者能夠活到現在的，最起碼也71周歲以上了，對他們的保護越來越緊迫。2006年6月起，援助協會對幸存者進行了定期援助，除了給特殊困難幸存者發放慰問金和生活補助款外，還報銷幸存者50%的醫療費。此外，這批得到協會認定的幸存者，還可以享受南京市民政部門每年1000元的生活補助。到目前為止，援助協會已發放71萬元左右的援助資金。

　　“人證、物證，他們是活的歷史見證者！”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援助協會會長秦杰本人也是大屠殺幸存者，他表示，再過10年，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人證很有可能全部不存在了。大屠殺幸存者的保護和證言的搜集整理，已成為一項和時間賽跑的緊急任務。

　　南京師范大學教授經盛鴻表示，大屠殺幸存者、慰安婦這些重要的歷史見證者，隨著時間的推移已越來越少。

　　長期從事侵華日軍細菌戰研究的王選女士表示，侵華戰爭中有太多的歷史缺乏文字記載，歷史的還原只有依靠這些幸存者。幸存者對于歷史研究的意義不僅重大，而且受時間的限制，對他們的援助更為急迫。

　　1987年1756名 1997年1200名 2006年400多名 目前400多名

　　對幸存者的援助越來越急迫

　　吳秀蘭95歲分到一套廉租房

　　95歲的大屠殺幸存者吳秀蘭，不久前拿到了南京市政府分給她的一套廉租房。現在，老人仍和以前一樣，和小女兒周美華一家住在夫子廟貢院街18號。她的那套房子正在準備裝修。

　　周美華告訴記者，1937年農歷八月十五，中秋節，日軍突然開始轟炸中華門附近的房屋，24歲的吳秀蘭和三個女兒躲在旁邊的一條小河邊，一顆炸彈落在她們的身邊，年僅8歲的大女兒周五九和2歲的女兒周順娣下半身就被炸飛了。老人伸手摟過女兒，可是摟進懷里的只有上半身。兩個女兒在這場轟炸里一起失去了生命，老人的左腿也被炸斷了。臨死前，女兒手里緊緊抓著一個糖餅對吳秀蘭說：“媽媽，這個餅……”

　　多年后，喪女之痛仍在折磨著老人。老人一看到電視里有戰爭鏡頭，就會拿起枕頭捂在臉上，還一定要女兒也捂上。由于年紀大了，她看到家里的小玩偶熊，就以為是自己死去的8歲女兒，她把小熊緊緊抱在懷里，把自己的衣服脫了包在小熊身上，一邊包一邊拍著它說“別怕，別怕……”

　　今年10月19日，吳秀蘭分到了一套42平方米的廉租房，坐在輪椅中的老人喃喃地說“高興，高興……”

　　孫永春71年前撿回一條命

　　今年11月，家住馬群石壩村的孫華貴向晨報投稿，他的這篇稿子名字叫《不該被湮沒的血案》。12月2日，孫華貴又帶著一張今年9月17日新頒發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證明來到晨報，向記者表示稿件中所寫的都是實情，“我父親就是大屠殺幸存者”。

　　在孫華貴的陪同下，記者看到了他的父親孫永春老人。孫永春今年87歲，身體特別硬朗，耳聰目明。

　　孫永春老人的命，是從71年前的屠殺場上撿回來的。老人回憶說，日本鬼子來了，他們一家從棲霞跑到當時的江寧縣麒麟鄉后庫村。一天下午，一隊日軍開進了后庫村，把全村男女老少都趕到打麥場上，將村里12名青壯年單獨拎了出來，另一邊架起了機關槍射殺他們。后來村民去料理后事，在死人堆里救出了3個，埋了9個。在被埋的9個人中，有孫永春的小舅舅孫嘉良，當時他正好20歲；孫永春的堂兄孫永城新婚不久，也一同遇難。

　　孫永春說，當年如果不是他長得瘦弱，也會和村里的青壯年一同遭到射殺。他的命是撿回來的。

　　1938年春天，局勢稍微平靜了一些。孫永春一家捧著親人的靈骨回到石壩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