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安市詩山鎮安徽籍外來務工人員王士喜因無錢葬母，將母親遺體裝在麻袋里，沉入溪中進行“水葬”。案發后，王士喜因涉嫌侮辱尸體罪被警方刑拘。此事一經報道，便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

　　記者赴王士喜安徽家鄉調查聽到質疑聲一片

　　“說他侮辱母親尸體，村里人不相信”

　　因為驚人的葬母之舉———沉尸水塘，安徽籍農民工王士喜被警方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侮辱尸體”。然而，隨著事件原委的進一步披露，人們給予王士喜的更多的是同情。“水葬”母親到底是涉嫌犯罪還是違背公序良俗，引發了安徽省內各方的強烈關注，記者近日趕赴王士喜的家鄉———安徽省壽縣，對其家世進行了了解。

　　無錢葬母水潭沉尸

　　11月18日，福建南安市碼頭鎮大庭村黑石潭發現一具尸體，死者是一名六十多歲的婦女，被兩個麻袋套住，已經腐爛。雖然死者身上沒有傷痕，但麻袋里裝著3塊石頭，警方認定很可能是一起兇殺拋尸案，并立案調查。南安警方抽調三十多名民警經過9天的排查，將目光鎖定在一家塑膠廠打工的王士喜身上。

　　11月26日，王士喜如實向警方交代了無奈“水葬”母親的經過。

　　他說，66歲的母親猝死在出租房里，自己身上連1000元錢都沒有，經和自己所認的干姐商議，從附近店里買來麻袋和繩子將母親的尸體裝在麻袋中，再裝入3塊石頭，用繩子系住袋口，將尸體沉入河中，算是“水葬”了母親。

　　警方隨后以涉嫌侮辱尸體罪，將王士喜和他的干姐刑事拘留。

　　無錢葬母沉尸水中涉嫌侮辱尸體罪的消息傳開后，王士喜的身世也被進一步揭開。

　　壽縣雙橋鎮尚廟村支書袁同珠告訴記者，王士喜家境貧寒，自己常年在外打工。母親有精神病。2003年，王士喜的父親去世后只留下王士喜的母親在村里，家里連房子都沒有，生活也不能自理，由王士喜寄些錢回來靠左鄰右舍照顧。后來王士喜母親的病情更加嚴重，王士喜便將母親帶到南安，邊打工邊照顧母親。

　　“王士喜家窮，但他很孝順，每年都帶母親回來一趟，老人的穿戴和氣色都好了不少。大約2006年，王士喜的母親癱瘓了，但據村里在福建打工的人回來說，王士喜很孝順。說他侮辱母親的尸體，村里人不相信，也不能接受。”說到動情處，袁同珠禁不住哽咽了。

　　采訪中，記者發現，王士喜家鄉的村民們普遍認為，王士喜的作法是生活所逼。

　　有的村民說，如果王士喜不孝，他又怎么能這么多年對老母親不舍不棄呢？有的村民說，如果王士喜真有罪，那也不是什么侮辱尸體罪，因為身為人子的他，絕不會有侮辱生身之母尸體的犯罪動機。

　　而通過警方與王士喜的一段對話，或許可以還原出他當時的心理狀況。

　　問：你母親去世后，為什么要把她的遺體沉入水中？

　　王士喜答：我實在沒錢去火化她，還有，我們住的房子是租來的，如果村里人知道有外人去世了，也不愿遺體經過村子。我想，沒有錢葬她，把她沉到水里，也算“水葬”了。

　　問：你每個月的收入有多少？

　　王士喜答：我在工廠里打工，但母親患有老年癡呆癥，而且經常犯病，我要經常回出租房照顧她。每個月掙的錢只有四五百塊，只夠我們母子倆吃的，沒錢給她治病。她一去世，我根本拿不出安葬她的錢。

　　問：“水葬”時，你的心安嗎？

　　王士喜答：我覺得自己是個不孝子，我不但不能讓她過好日子，連她去世后都沒法葬她。把她拋走前，我對著麻袋磕了幾個頭。母親被水沖走后，我站在岸邊又大哭了一場。我不知道這是犯罪，我心里也很難受。

　　涉嫌犯罪還是違背公序良俗

　　王士喜“水葬”母親被抓的事情很快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有人評價說，在中國的傳統喪葬習俗中有水葬的傳統，盡管國務院《殯葬管理條例》中規定，要“積極地、有步驟地實行火葬，改革土葬”，但這并不意味著不是火葬就是“侮辱尸體”。只有行為人明知處理尸體有違民風習俗，有傷民族感情而故意為之，才屬于侮辱尸體行為。而王士喜顯然沒有希望親生母親的尸體受到侮辱的故意，只是實在拿不出“最低也要l000元”的火化費的無奈之舉。王士喜采用的方法也許不得當，但說他涉嫌侮辱母親的尸體、涉嫌犯罪還是有些牽強。

　　一位網友甚至說，需要收費的禮儀性喪葬，王士喜消費不起；于是他只有讓不收費的河水幫助安葬自己的母親，但其中的孝心應該是一樣的。“憑什么收費的火化就是尊敬尸體，而不收費的水葬就是侮辱尸體呢？”

　　安徽省凱安律師事務所主任朱波告訴記者，根據我國刑法第三百零二條的規定，盜竊、侮辱尸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在一般的案件中，最明顯的侮辱尸體的行為有：公然損壞、焚燒或猥褻尸體。而在此案中，王士喜不選擇“入土為安”的方式火化、埋葬母親遺體，而是沉入河中，最多只是違背了傳統的公序良俗。而且，從案件事實看，王士喜的作法出于無奈，主觀上不存在惡意，他的行為對社會危害性不大。

　　“侮辱尸體罪是故意犯罪，主觀上沒有惡意，不應構成辱尸罪。”安徽省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陸勤玉說，王士喜主觀上沒有侮辱尸體的動機和目的。王士喜之所以采取“沉尸”方式，是因為沒有火葬和埋葬的費用，完全出于無奈。且他本人認為這是“水葬”，也是一種葬母方式，根據罪刑法定原則也不應該定罪。而且，從本案的處理可能帶來的社會效果看，社會對王士喜寄予了同情，王士喜也認識到自己的做法違背公序良俗，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讓王士喜彌補過錯，以恢復對社會倫理情感的傷害。

　　“因此，本案不宜認定涉嫌侮辱尸體罪。”陸勤玉說，王士喜是安徽籍農民工，只要有必要，法律援助中心將為他提供法律援助。

　　更多人反思社會救助體制缺陷

　　區區1000元的火化費，讓一位攜母打工的兒子沒有能力體面地喪葬母親，王士喜案件讓更多的人感到心酸，越來越多的人不禁反思：現行的社會救助體制是否存在缺陷。

　　王士喜家鄉的村民告訴記者，在農村火葬至少需要兩千多元，這對于大多數農村人來說，不是個小數目。一場病幾乎讓一個家庭一貧如洗的事并不鮮見，他們感嘆“真是死不起人”了。

　　“王士喜身在異鄉，每個月只掙四五百塊錢，沒有能力千里運母返鄉，也無錢支付火葬費用。王士喜的遭遇恰恰暴露出社會救助制度存在不足之處。”安徽社科院研究員胡從發說，那些因失去勞動能力或一時陷入困境的人，進入城市救助站，短期的生活會得到安排，救助站還會為其購買車票送其返鄉。但是針對死去的人，因為民政部門沒有相關補貼喪葬費用的機制，一個外來打工者根本無法獲得救助。

　　胡從發說，政府補助很難做到“普度”眾人，一些應當受到社會救助的人，還是不能享受到社會的救濟，王士喜案就是一例。而類似“沉尸葬母”的事，此前也曾發生過：2007年3月，陜西一少女南京遇害，其父無錢將其在當地火化，便與兒子一起從法醫中心偷回女兒尸體，準備背著她回家。這些悲劇大多發生在遠離家鄉的農民工身上。全國農民工數量巨大，其親人死在異域他鄉的事會經常發生。若因火化安葬缺錢，也做出類似的事來，豈不是社會救助制度的悲哀？

　　“從救助現狀看，各地出臺的文件都有屬地性質，須憑當地相關部門的證書或證明，因為外地人是否貧困很難認定。”胡從發建議，相關部門應盡快設置救助專項基金，用來補貼貧困群眾，特別是外來打工的貧困農民工的喪葬費用，這樣，社會才能多一些穩定和諧，社會救助制度才不辱使命。　　(本報記者 李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