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底，月壇大廈吳欒趙閻律所內，張思之、吳以鋼、董秋娜分居三張辦公桌后，相距不足10米。

　　前推30年、20年、10年，他們分別是北京垂楊柳中學的語文老師、北京市第五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外地來京的一名企業(yè)會計。

　　始于1978年的中國律師制度恢復，在30年間身份漸變，令他們3人的人生發(fā)生了巨變。與此同時，一些普通的中國人，也在國家公權面前，首次獲得了一支獨立的制衡力量。

　　20年制度真空

　　1979年8月，接到北京市委開會通知時，張思之52歲。這一刻，他是垂楊柳中學的高三語文老師，正在審定高考的語文試卷。

　　“會前保密，去了才知道，市委書記李立功宣布要審判五大領袖，要求我們這些老政法歸隊審案子。”張思之對歸隊的要求很不情愿，在座的那些老政法們彼此都能理解。

　　張思之，北京市律協(xié)第一屆副會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件”辯護小組組長、《中國律師》雜志創(chuàng)辦人。

　　23年前的1956年，新中國風華正茂，29歲的張思之法官意氣風發(fā)，身為新中國培養(yǎng)的第一批法律優(yōu)等生，張思之受命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顧問處，“組織與行政關系全在法院，辦公地點設在北京法院的大樓內。”當年年初，《人民日報》刊登的一則不起眼的出訪消息，解釋了張思之這批法官組建顧問處的政策動力：司法部副部長帶隊赴蘇考察，以籌建既能體現(xiàn)現(xiàn)代司法文明、又能適應中國社會客觀需要的“社會主義律師制度”。

　　世事難料。僅僅一年，僅僅辦了一個半案件，“堅持資產階級立場”的張思之就被打成右派，開始了長達15年的勞動改造。環(huán)顧四周，張思之并沒感到太多的難堪：北京市原有的三個法律顧問處中，兩個主任被打成右派；從業(yè)的100多名律師中，30%的骨干律師成為右派。

　　1979年，張思之等老政法接獲市委書記下發(fā)的審案通知，原因有二，一是依照政策應該恢復張思之等老政法的清白之身，二是此前不久的中央64號文件要求全面恢復公檢法，人才奇缺。

　　這年9月，因為難以撫平法院將自己打成右派的創(chuàng)傷，張思之選擇回到律師行列。他復出之后碰到的第一個案子，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案”。

　　有意思的是，昔日親手砸爛公檢法的江青，身陷秦城之后，第一個想到了為自己找律師。“她最早提出來想找律師，點名大律師史良，她認為史良敢說話。但史良歲數(shù)很大，又是人大副委員長，國家領導人，顯然不合適。”

　　允許江青等人聘請律師的決定來自當時的兩案指導委員會——張思之回憶稱：“經歷了那么多的社會動蕩，人們期盼消除人治帶來的混亂。最高層有遠見：安排公開審判，安排律師進行辯護，向社會發(fā)出法制恢復的信號！”

　　不久，坐在10人辯護小組的中間，張思之為自己的委托人李作鵬抹去了2筆指控。次日，這一照片傳遍國內外。配文稱，是次公審，揭開了中國法制社會的新一頁。

　　政府雇員

　　大門徐徐打開，就再未合上。5年之后，張思之所在的北京市律師協(xié)會，招進了第一批法律專業(yè)的大學生。吳以鋼，是其中的一個。

　　吳以鋼，北京吳欒趙閻律所主任，北京市律師協(xié)會紀律委員會主任。

　　吳以鋼畢業(yè)于北大分校中文系。“大一剛過，學校就下發(fā)了一個通知，新設了法律系、歷史系等幾個應用專業(yè)，鼓勵所有的學生轉讀這些專業(yè)，說社會急需這些人才。”

　　那一刻，放眼全國，很多高校都有類似舉動——64號文件頒布后，為了跟上各地政法機關恢復的步調，全國很多高校都做了類似的專業(yè)調整，大力培養(yǎng)法律等急缺人才。

　　畢業(yè)時，吳以鋼的100多名大學同學，分別進入了北京市各個司法機構，好動、愛辯論的吳以鋼，則被劃進了北京市律協(xié)。“系領導把關，看誰性格適合哪個機關，就安排誰去哪里。沒人有意見，因為不管去哪，工資、待遇、社會地位都一樣。”

　　工作第一年，吳以鋼在通州法律顧問處實習辦案。吳以鋼回憶稱，當時穿的是司法局配發(fā)的藍色大棉衣、按月領取行政23級工資，身份是國家法律工作者，代表國家辦案，主要職責是“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

　　“客觀地說，與改革開放前相比，‘壞人’也能獲得必要的幫助，家屬們當時已經很高興；法院、檢察院、律師當時的關系，相對單純，不像現(xiàn)在這樣有著太多的利益沖突和隔閡，律師工作的環(huán)境當時很寬松。”

　　1983年，正是中國司法的一個特殊階段——第一次嚴打令數(shù)以萬計的案件涌入各個法院，一些違反律師職業(yè)基本倫理的事情屢有發(fā)生。吳以鋼回憶稱，為盡快處理這些案件，作為國家法律工作者，律師們被召集到一起開大會，司法局領導特意上臺指示“要講紀律，要積極配合公檢法工作，不要糾纏枝節(jié)問題”。

　　事實上，這時的中國律師，偶爾還需承擔一項今后難以啟齒的工作——說通被告人盡快上訴。當時死刑案子太多，中院審不過來，就下放了一些到基層法院。其中一些死刑案件的被告人如果不上訴，就必須要等到法定的10天期滿才能執(zhí)行槍決，如果他們上訴，經過快速駁回等一系列程序，5天就可以執(zhí)行，以便配合不時舉行的公審大會。

　　這樣的局面沒能持續(xù)太久，漸變在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悄然發(fā)生，律師很快轉入了商業(yè)化軌道，維護當事人利益成了大多數(shù)律師的選擇。吳以鋼回憶說：“沒過幾年，官司就越來越多。經常是還沒開門，當事人就堵住了辦公室的門。社會觀念變了，以前大家覺得，打官司是丟人的事，現(xiàn)在則被視為解決問題的一個有效渠道。其次，國家提倡的多勞多得觀念開始深入人心，律師的收費標準開始松動，多辦案子多賺錢。”

　　同一刻，國門也在打開，現(xiàn)代律師制度開始涌入。1989年，吳以鋼參加了第一屆中英律師交流項目。1990年底他回國時看到，北京已陸續(xù)成立了4家合作制律師事務所，洞悉先機的一批律師已經闖出一片天地：同學龔沙，成了專打名人官司的知名律師；朋友武曉冀回國后創(chuàng)辦的君合律所，業(yè)務突飛猛進。

　　1994年，與4位同事共同出資10萬元，吳以鋼成立了吳欒趙閻律師事務所，完成了自己從政府雇員到人民雇員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