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能談談在當“星期日工程師”前，您的工作情況嗎？

　　韓琨：那時候是計劃經濟，退伍到地方后，組織上在上海市橡膠研究所給我安排了工作，負責橡膠技術研究。

　　記者：您是怎么當上“星期日工程師”的？

　　韓琨：我曾經一直認為是對方三次登門來請的，是一片誠心打動了我。現在想想，他們三次登門都是有計劃，事先謀劃好的(笑)。有一天，上海奉賢縣錢橋工業公司經理云清就找到我家來了，說他們想辦一家橡膠企業，希望讓我去當顧問，我沒答應。

　　記者：后來怎么答應了？

　　韓琨：沒過多久，錢橋鄉政府黨委書記親自到我家，說邀請我到奉賢去玩玩，其實想讓我參觀他們的工廠，我到那一看就更不想去了，很破爛的幾間房子。參觀了一會，突然碰到他們廠的一位業務員，說他們想制作微型軸承密封圈，但大工廠嫌麻煩不給做，小工廠又沒技術，很著急。我一聽就來勁了，因為這個是我的老本行啊。我就開始給他們講，這個密封圈其實做起來很簡單，給他們介紹了應該購買的設備、廠房，還大致講了講管理。他們可就聽進去了，沒過多久我再過來看時，發現他們把設備都買了，廠房也建了，都是按我說的做。于是我正式接受了他們的聘書。

　　我是知識分子，第一次感覺有人這么重視我，做事情這么快，很感動。另外，他們按照我的想法花了50多萬買了設備，如果做不好我就是罪人了，所以我當時就是想讓他們知道，他們聽我的聽對了。于是我每周日從上海趕來進行指導，技術攻關，還給他們培養技術人才。

　　記者：沒想過有什么風險嗎？

　　韓琨：沒太想，研究所里面領導都知道我在當“星期日工程師”，他們沒有反對，后來我的密封圈實驗成功了，他們還到奉賢去參觀過。

　　記者：那后來的“韓琨事件”是怎么發生的？

　　韓琨：1980年，錢橋工業公司一次性獎給我3300元獎金。不久我就被幾個便衣請到了上海市檢察院，對方很客氣，告訴我不用再去研究所上班了，每天到檢察院去交待情況。

　　記者：您的“韓琨事件”曾經在全國掀起了一個科技人員兼職大討論，這些您怎么看？

　　韓琨：旋渦的中心其實最平靜，我當時什么都不知道。從檢察院回到研究所后，領導不讓我做技術工作，改到車間里勞動去了。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報》在頭版刊登了《救活工廠有功，接受報酬無罪》的文章，引起了中央的重視，下結論是無罪。

　　記者：作為“星期日工程師”中影響最大的人，您怎么看？

　　韓琨：應該說，我切身地體會到改革開放真的能夠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改革開放前，我們這些技術人員在研究所都是閑著沒事干。要不是改革開放我當了“星期日工程師”，我永遠都不知道我具有開辦工廠、讓一個地區富起來的能力。改革開放改變了我的一生，應該說也改變了整個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