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背景：

　　喧囂了很長時間的宋莊畫家村案又有了新的進展，購買宋莊宅基地房的合同被判無效后，藝術家李玉蘭就賠償金問題起起訴宋莊農民馬海濤，索賠48萬元。20日，該案在宋莊法庭宣判。李玉蘭獲賠28萬。人們對此案的最終結果眾說紛紜，但此案的判決無疑會對以后此類案件的審理有示范效應。

　　宋家莊畫家村發生的并不是見利忘義出爾反爾的道德教化或“契約必信守”法治精神的反面案例，其畫外音解說的是國人在房價畸高境況下的心理焦慮，以及既得利益集團尋找新的財富攫取點的急不可耐

　　律師稱毀約農民應賠償，法院認為農民應對合同無效負主要責任，就連農民的“父母官”都埋怨他們“贏了官司，輸了誠信”，紛紛擾擾近兩年的宋家莊畫家村的故事，在許多人眼里，當事農民活脫脫就是一副見利忘義、出爾反爾的模樣。而實際上，宋家莊畫家村的訟案，卻可能有著有太多的疑問與“畫外音”。

　　第一，農民為什么有宅基地可賣？眾所周知，宅基地是農民安身立命最為關鍵的場所，屬于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它不是無限的，每戶農民理論上都只能有一塊宅基地。除非走投無路或者有恃無恐，農民肯定不會出賣其惟一的宅基地。一旦出賣，就意味著他到城里買房了，或者他多占了宅基地。既然集體建設用地是有限的，那么侵占的往往就是耕地。在石油問題退居二線，糧食問題迫在眉睫的21世紀，這意味著什么？

　　第二，為什么是農民對合同無效負主要責任？在現行土地管理法與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嚴格執行有關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有命令禁止的情況下，難道買房人不同樣是明知房屋不能買而買？為什么他不能對合同無效負擔同等責任？

　　其實，真正讓宋家莊畫家村訟案聞名海內的，還另有原因。一個是當前畸高的商品房價格，使得許多人將眼睛瞄向了農民的土地；第二個是許多學者主張讓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流通的呼吁，在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剛剛閉幕的語境下，這一點更為突出。

　　然而，房價畸高真的是小產權房合法化就能解決的嗎？這樣的主張，其隱含的推理路徑是：小產權合法化會釋放農村宅基地進入市場，進而擴大商品房土地供應，降低地價，增加供給，從而降低房價。但問題是，開發商并不會看上所有的農村宅基地，而只會看上城市近郊或者景區附近的土地，這部分土地數量有限，未必能夠將地價拉低；而且當前畸高的房價并不完全是由市場所決定的，甚至主要不是由市場決定的。理論上，在完全的市場中，供求關系能夠決定價格，然而，我們的房地產市場遠不是一個完全、自由的市場，里面有太多的可操縱因素，而這些可操縱因素才是房價暴漲真正的原因，即便小產權房合法化，恐怕也只是為那些操縱市場的人，而非購房者增加選擇與籌碼。房價暴漲主要不是由市場造成的，解決它也不能主要靠市場，更不能靠將農村集體土地完全拋入市場。

　　農村的集體土地所有制，特別是農業用地不能進入商品市場流轉，早已讓許多腦子里裝滿西方先進理論的學者不快，他們認為這既對農民不利，也對潛在的使用者不利。當然，我們要以恒產來培育恒心，中國的地權問題也需要一個很好的解決。然而，就現實條件下，雖然總量上說，全國農民的宅基地總和價值不菲，但絕大多數單戶農民的宅基地卻并不值錢，這些錢既不足以為農民賦予重大利益，更無助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而只能讓享受不到社會保障的農民失去最后的立錐之地。更何況，在現行禁令嚴格的情況下，地方官商勾結已經鯨吞了不少集體土地，甚至讓我國面臨守不住18億畝耕地紅線的危機；一旦允許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耕地流失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后果豈堪設想？這正是為什么十七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提出要建立農村社保，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并且嚴格限制改變土地用途的原因。

　　所以，宋家莊畫家村發生的并不是見利忘義出爾反爾的道德教化或“契約必信守”法治精神的反面案例，其畫外音解說的是國人在房價畸高境況下的心理焦慮，以及既得利益集團尋找新的財富攫取點的急不可耐。然而，在農村人享受不到低保、醫療、住房等等城里人的那種社會保障的時候向他們伸手，絕不是求援，而是掠奪。這不僅有違現行法律，同時也有違道義精神，比農民毀約要嚴重多了。(支振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