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哈爾濱“警察打死大學生”事件的新聞已經鋪天蓋地，關于死者“富豪背景”、警察是否“正當防衛”的流言與澄清，也膠著在一起。在調查結論公布以前，我們不愿對案件本身做任何評述，但無論真相如何，短短幾天中社會輿論的來回搖擺，已將整個社會的掙扎心態暴露無疑。

　　簡單來說，當今中國社會的民眾，正陷入兩種同樣激烈的仇視中。這兩種仇視在網絡上流行已久：一種是對于國家權力行使過當從而壓迫民權的仇視，這通過天門城管打死魏文華后引起的憤怒可以體現；另一種則是因財富迅速而高度集中、貧富差距懸殊而引起的對巨富的仇視。

　　剛剛發生的這起案件，其中流露出來的細節，一會兒指向國家權力，一會兒又指向巨富子弟，結果則是，對兩者都心懷仇恨的網絡和社會輿論，在兩種仇恨之間不知如何選擇，搖擺不定，甚至出現了媒體所言的“撕裂”。

　　仇恨總容易讓人極端而易怒，從而失去對事物平和客觀的分析，并引發輿論的滔滔洪水。但更重要的是，仇恨并非與生俱來。我們無意對因不平而不滿的人們有所指摘。平息怒火并分析一下這兩種為人所痛恨的社會勢力，也許能讓我們從對這個案件非黑即白的爭執中脫身出來，看到更本質的東西。

　　“警察打死人”最初迅速引發怒火，與人們對于警察及其所代表的執法權長久的不信任，很難脫掉干系。作為國家強制力量的一種體現，警察原本應該是最克制、最值得仰仗的力量。只有在不得不動用并且經過了嚴格的授權之后，才可以出動警察，從而維護個人的安全以及群體的利益不受侵害。然而，在社會矛盾并不鮮見的今天，許多地方政府往往將這種力量作為制止矛盾、解決阻礙的法寶，因為出動警察等執法力量而引發的糾紛和沖突，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已經多次造成令人心痛的后果。

　　原本應該是為保護民眾而授權建立的力量，如今頻頻被用來對付他們自身，這導致由執法引發的沖突層出不窮，并且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這時候，6名哈爾濱警察涉入打死人的案件，很難不引發相關聯想，并勾起心里久藏的仇視。

　　而短短一天之后，輿論集體轉向對大學生身份乃至家世的關注。“寶馬”“高官”等一系列新關鍵詞的出現，使許多人忽然意識到，他們為之不平的人，也許正屬于他們之前同樣無法容忍的另一個群體。

　　這個群體就是富人群體。盡管許多人并不承認“仇富”情結普遍存在，但是對于富豪，尤其是那些被認為并非通過誠實和合法的努力而發家的富豪，這個社會存在仇視，我想這是中肯的說法。而這種仇視背后，除了因生活差距過大而引發的心理失落以外，更多則出于一種不平之感。無須諱言：財富和權力相互利用，既是許多人迅速積累巨額財富的慣用手段，也是導致社會仇富心理的最主要原因。

　　在一個主要由集體掌握和調配資源的社會里，人們更樂于看見這些資源被用于為大多數人的福利而運作，從而實現他們向往的社會目標。但當這種調配權力過于集中而缺少監督時，我們卻常看到相反的事實：

　　關系集體利益的土地等資源，有時被用于謀求某些個人的私利，而這種利益，最后又在官員和商人之間進行分配。巨大的不公正感壓在許多人心里，久而久之，財富這個中性事物，變成許多人眼里的特權代名詞，從而很難讓人們平和面對。因此，當關于高官和巨富的傳言同時集中在被害者身上時，人們心態之變化，也就不難找到源流。

　　強制力和經濟力，是當政者可以掌握并用來為民造福的兩種最主要力量，它們分別關系到民眾的“安全”和“財產”這兩個最重要利益。同樣，對兩種權力的使用不夠克制和不夠公正，也將最大程度上損害民眾的信心。

　　我們擔心，這種信心也許已經遭到損害。也許正是因為這個，當“警察打死大學生”一案發生后，輿論的浪潮才會如此洶涌，并且陷入一種兩難：人們在兩種仇視之間，掙扎搖擺，無所適從。(張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