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患者所需稀有血型血液解凍需要幾個小時，同時，雖然已有獻血者獻血，家屬也哭求先輸血救命并愿意承擔一切后果，但醫院仍堅持按照法律規定等到血液檢驗完畢才能輸血。10月9日，大出血的27歲濟陽孕婦董明霞在苦等6個小時之后死亡。(10月12日《齊魯晚報》)

　　《獻血法》固然規定，未對采集的血液進行檢測不能使用于臨床。但是，對董明霞之死，一位產科專家曾表示，“孕婦入院需要先驗血，然后醫院進行備血。至于稀有血型的孕婦，則更要備足血液以備急需。”假如醫院這樣做了，還會出現苦等6小時無血可用的情形嗎？如果說必須堅守，又何以曾經失守？

　　董明霞之死再次提示我們審視醫患雙方的權力與權利，審視既定的醫療制度與法規。對董明霞之死，我們更需要追問的是，面對瀕危的生命，我們除了漫長地等待冷凍庫里稀有血液解凍，以及對采集而來的血液進行檢驗之外，還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可想？

　　因此，需要重視全國人大代表姜健關于修改完善《獻血法》的建議。正像她所表示的，必須盡早改變對于稀有血型患者進行緊急輸血搶救考慮不周的法條，建議建立完善適用于稀有血型者的應急救助機制，保證稀有血型患者的生命安全，并且建議建立完善的血型普查機制，促使血站與醫院的稀有血型血源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生命的尊嚴不在于它能夠存活多久，而在于它是否有足夠的機制保障，是否擁有一個篤定的期待。這就意味著，每一項事關公民生命等權利在內的法規的制定，都需要充分考慮到最特例的情況，并為一切可能出現的情形做出充分的準備。董明霞事件如此，昆明市日前立法規定的“出租車可以拒載無人陪伴的醉酒者和精神病患者”亦如此。我們需要警惕的，不光是抱殘守缺，僵化地對待法律與生命的沖突，更需要警惕法規對一些處于弱勢特例的疏漏。

　　每一個需要幫助的生命，都需要我們整個社會甚至整個世界為之努力，使其處于全面的保障與呵護之中。在一個社會中，總有一部分人因為其數量之少，而變成為弱勢群體。但既便是弱勢者的權利，也與我們唇亡齒寒。

　　□楊耕身(湖南 媒體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