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31次列車乘警在查驗車票時，擅自打開旅客唐尚海的手機，卻發現了一段黃色錄像。在遭到乘警的公開斥責后，唐尚海被以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第68條關于“傳播淫穢信息”的規定為由，罰款200元。

　　“傳播淫穢信息”一說，顯然不能成立。顧名思義，“傳播”的本義乃是行為主體有意和主動向外散布信息。手機機主自持黃色錄像，并未從事“傳播”的舉動。乘警擅動旅客手機，造成黃色錄像為外人即該乘警所知。嚴格說來，此時若論“傳播”之過，則不在旅客，而在乘警本人。這正如刑法的一個通常邏輯：兩人對罵，只要相關信息不為第三人所知，縱使雙方言詞再惡毒，只可能構成侮辱，而不能構成誹謗。此類是非的界線在于：相關信息是否已經進入公共領域，并危及公共秩序。

　　有人也許會把一些荒謬執法事件歸咎于法律不完善，但事實并非如此。在“手機存黃色錄像被罰”、“夫妻在家看黃碟被罰”、“網警上門查扣黃色視頻電腦”等事件中，公共管理者往往以《治安管理處罰法》分則的具體規定為由。在其他類型的執法活動中，也不時出現執法者只看具體處罰條文的傾向。表面看來，這似乎符合依法處罰的原則。然而，法諺和事實都表明：單從罰則出發，“拿來就用”，忘記更高價值的立法目的和調整范圍，執法常常會產生荒謬的結果。

　　翻開法律文本，通常第一條是立法目的，第二條是調整對象。這兩條居于法律文本的開篇，并非偶然和形式主義。法律文本是以立法目的和調整范圍為基點展開的制度闡述，其后的處罰條文，說到底不過是前文立法目的和調整對象的具體化。立法目的和調整對象作為立法原意，要優越于具體的處罰條文。無論何時，執行法律首先是落實立法目的和調整對象，并通過依照具體處罰條文進行“規格化操作”實現上述目標。只用“罰則”而無視立法目的和調整對象的做法，難免會造成執法與立法原意的偏離甚至南轅北轍。

　　基于上述分析，道理已然明白：《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立法目的，是“為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規范和保障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職責”；其調整對象是“擾亂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妨害社會管理，具有社會危害性，且尚不夠刑事處罰的行為”。據此，不管是“手機存黃色錄像”、“夫妻在家看黃碟”還是“電腦存有黃色視頻”，都不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立法目的，亦不在其調整范圍規定之內。在此情況下，即使該法具體罰則有相應規定，亦不能作為處罰依據。

　　相對活生生的世間萬象而言，法律具體條文不可能完美，而立法目的和調整對象卻是“活著的正義靈魂”。現實的執法效果可能還會出現令人錯諤的情形，但當可能的執法后果與人們的正義觀念和常識判斷相悖時，執法者不妨回溯手中的法律文本，重溫立法目的和調整對象，以決定某一具體條文按照立法原意是否適用。畢竟，只有認真對待法律文本，才能負責地對待權力與權利。

　　□江渚上(北京 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