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愛他，把他放到人肉搜索上去，你很快就會知道他的一切；如果你恨他，把他放到人肉搜索上去，因為那里是地獄……”媒體用這樣的語言來形容“人肉搜索”，且斷言“這句話一點也不夸張”。在筆者看來，這句話不僅夸張，而且很夸張。事實上，從最初的“虐貓人事件”，到轟動一時的“銅須門”，再到最近的替奧運冠軍尋父，能成為公共事件的“人肉搜索”屈指可數。而多數“人肉搜索”在由某一網友發布后，往往因應者寥寥而逐漸被淹沒在網絡信息的汪洋之中，歸于無形。“人肉搜索”并不是一個類似“谷歌”或“百度”這樣的搜索引擎，只要輸入一個人名，點擊“搜索”鍵就可以得到結果的。如果以媒體過于夸張的言辭來作為“人肉搜索”入刑的依據，那可真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淵池”了。

　　筆者也特意查閱了建言將“人肉搜索”入刑的原始出處———應該是始于8月26日的《檢察日報》。這則報道是這樣寫的：“25日，部分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在分組審議《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時，認為保護公民個人信息，需要追究網絡‘人肉搜索’者的刑事責任”。也就是說，那些在“人肉搜索”過程中侵犯了公民個人信息，且符合刑法規定的客觀要件，才應被追究刑事責任。很顯然，委員們的建議仍著眼于“公民個人信息保護”，而不是光針對“人肉搜索”。侵犯公民個人信息且情節嚴重，應當入罪的情況有很多，委員們認為這里面也應該包括“人肉搜索”。但“人肉搜索”并不必然侵犯公民個人信息，也并不必然就屬于“情節嚴重”。

　　有關“人肉搜索”的爭議在網上的確由來已久。作為由網友發動且得到響應的“人肉搜索”確實可能被濫用。只是“人肉搜索”本身并不存在“原罪”。正如刀具可以用來切菜，也可以用來砍人，我們卻不能將“刀具”入罪或將所有持刀的人都入罪。立法機關所討論的，其實并不是要將“人肉搜索”的入刑予以單獨規定，而是如何在技術上將那些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人肉搜索”行為涵蓋在保護公民個人信息的刑事立法中。

　　除媒體的誤讀之外，也確有不少網友對“人肉搜索”的入刑持贊同態度，更有人大代表在公共媒體上發表言論表示支持。這實則再次暴露出“刑罰崇拜”仍根深蒂固———在傳統觀念下，刑法國家本位深入人心。明明可以通過民事程序來解決的秩序失范，非要尋求國家權力甚至國家暴力的介入，似乎沒有代表國家強制力的刑罰為后盾，就不足以消弭潛在的危險。而即便是這種行為已經被涵蓋在某個法條中，為突出對某一行為的“高度重視”，仍要尋求對這一行為的特別規定。似乎不如此，就無法彰顯國家刑罰威權在這一領域中的存在。我們正從嚴刑峻法的“刑罰崇拜”時代艱難走出，現在恰恰是回復刑法本來面目的最好時機。

　　陳興良教授曾言：“刑法是一種不得已的惡。用之得當，個人與社會兩受其益；用之不當，個人與社會兩受其害。因此，對于刑法之可能的擴張和濫用，必須保持足夠的警惕。不得已的惡只能不得已而用之，此乃用刑之道也。”旨在“找人”的“人肉搜索”本來利弊皆存，其可能導致的侵權行為也多在民事領域之中，又何必動輒刑罰侍候呢？(王 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