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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6日，重慶市第二中級法院。重慶市巫山縣交通局原局長晏大彬因涉嫌受賄2226萬余元在這里受審，同時受審的還有晏大彬之妻付尚芳。不過，兩人涉嫌的罪名不同：晏大彬被檢察機關以涉嫌受賄罪提起公訴，付尚芳則被控涉嫌洗錢罪。

　　自2006年6月29日《刑法修正案(六)》首次將貪污賄賂犯罪增加為洗錢罪的上游犯罪以來，以貪污賄賂犯罪作為上游犯罪被指控的洗錢罪一直罕見于司法實踐。是什么原因導致這一現象的存在？在晏大彬受賄案中，其妻付尚芳又為何被檢察機關以涉嫌洗錢罪提起公訴？此案對打擊貪污賄賂犯罪又有著怎樣的意義？為此，本報（檢察日報）記者采訪了法學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的相關人士。

　　1丈夫受賄，妻子被控洗錢

　　位于三峽重慶庫區的巫山縣，是國家級扶貧縣。就在這個年財政收入僅1億余元的貧困縣，該縣交通局原局長晏大彬竟涉嫌受賄2226萬余元。7月16日，重慶市第二中級法院公開審理此案。晏大彬之妻付尚芳同時被檢察機關以涉嫌洗錢罪提起公訴。

　　檢察機關指控，2001年至2008年初，被告人晏大彬在擔任巫山縣交通局局長、巫山縣長江公路大橋建設領導小組成員兼建設辦公室主任期間，利用主管巫山縣交通建設和具體管理巫山縣長江公路大橋建設的職務便利，在巫山縣公路建設和長江大橋以及其他橋梁建設工程的承攬、工程款撥付等方面，為周某、廖某等人或其所在單位謀取利益，先后63次收受17人賄賂款2226萬元。

　　據《成都商報》報道，晏大彬在庭審現場承認，在其非法斂取的錢財中，有2165萬元都利用到重慶開會出差的機會，交給了在重慶照顧女兒讀書的妻子付尚芳保管，自己僅留下了數十萬元。

　　在法庭審理此案時，檢察機關對付尚芳作出如下指控：被告人晏大彬先后將其受賄所得贓款中的2165萬余元交給其妻被告人付尚芳。付尚芳明知該款系晏大彬受賄所得，為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以其本人和親戚朋友的名義，將其中的745萬余元在重慶市區的魯能星城等住宅小區購置了7處房產；將其中的113萬余元存入以其本人名義開設的銀行資金賬戶；以本人和親友的名義，將其中的85萬元用于投資得利寶人民幣理財產品、施羅德藍籌股票基金、泰康人壽千里馬兩全保險等理財產品。

　　據了解，晏大彬夫婦二人對檢察機關指控的罪名均未提出異議。

　　2上游為賄賂犯罪的洗錢罪公訴，罕見于司法實踐

　　晏大彬受賄案中，其妻付尚芳被指控的是洗錢罪，其上游犯罪是晏大彬的賄賂犯罪。

　　以賄賂犯罪作為上游犯罪來指控洗錢罪，在我國司法實踐中還比較少見。在記者的調查采訪中，金融界、法學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的相關人士都表達了這樣類似的觀點。

　　由于晏大彬受賄案影響巨大，7月16日庭審當天，相關部門的工作人員被安排前往旁聽案件審理，能容納400余人的重慶市第二中級法院審判大廳座無虛席。據《成都商報》報道，從北京專程趕來旁聽此案的中國人民銀行反洗錢局的一位王姓官員，和中國人民銀行重慶營業部反洗錢處的一名官員共同表示，以賄賂犯罪為上游犯罪被指控的洗錢罪此前還沒有聽說過，付尚芳洗錢案對全國具有示范效應。

　　資料顯示，貪污賄賂犯罪作為洗錢罪的上游犯罪，首次寫入我國《刑法》的時間是2006年。2006年6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六)》增加了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作為洗錢罪的上游犯罪。目前，我國《刑法》中洗錢罪的上游犯罪共涉及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七大類86個罪名。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導師屈學武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這樣表示：“以賄賂罪作為上游罪來指控行為人涉嫌構成洗錢罪者，付尚芳一案是我所知曉的第一例。”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博士、北京市東城區檢察院公訴二處助理檢察員李斌也告訴記者：“以洗錢罪提起訴訟，其上游犯罪是賄賂犯罪的，目前在司法實踐中比較少見。”

　　3罕見的背后，有著多方面的原因

　　自《刑法修正案(六)》將賄賂犯罪列為洗錢罪的上游犯罪，至今已有兩年多的時間。在兩年多時間的司法實踐中，正如幾位采訪對象所言，以賄賂犯罪作為上游犯罪的洗錢罪一直鮮有耳聞。這一現象背后，有著怎樣的原因呢？

　　“在我國現行的金融管理體制下，貪官污吏可以沒有洗錢的必要。”接受記者采訪時，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復旦大學經濟學博士后、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檢察長助理劉朝陽給出的第一個解釋語出驚人。“為什么很多貪官喜歡把貪污受賄所得藏在家里，藏在辦公室里？這是因為現金交易在我國不受限制，不受監控。受賄所得的錢，可以用現金消費的方式花出去，買回自己想要的東西。貪官沒有必要千辛萬苦地去洗錢。”劉朝陽分析說。

　　“洗錢離不開交易。如果要對貪污賄賂所得進行洗錢，就會發生相關交易。這種情況下，撇開監管幾近于零的現金交易不說，我國對通過金融機構進行轉賬交易的監管措施也不盡完善。”劉朝陽進一步補充說。

　　我國《反洗錢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規定，通過金融機構進行單筆或當日累計人民幣20萬元、外幣等值1萬美元以上的現金交易，金融機構應當向中國反洗錢檢測信息中心報送相關報告。金融機構若違反監管規定，央行可建議對其董事級高管作免職處理，并禁止從事有關金融行業工作。

　　“不難看出，對金融機構落實大額交易報送制度的監管不是剛性的。事實上，金融機構為留住大客戶而不愿報送報告的情況并不少見。同時，銀行賬戶實名制的落實情況也不容樂觀，用假身份證開戶的賬戶不是沒有，這同樣給轉賬交易的監控帶來一定影響。此外，人民幣20萬元以下的轉賬交易如何監管呢？”至此，劉朝陽給出了他的第二個解釋：同樣受制于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體制，洗錢行為發現難。

　　而在屈學武看來，以賄賂犯罪作為上游犯罪的洗錢罪之所以比較少見，這和多數中國家庭奉行的共同理財方式不無關聯。“很多家庭都是丈夫和妻子一起管家，夫妻二人一起處理家庭財產。也就是說，多數情況都是賄賂由丈夫收取，‘洗錢’行為則由夫妻二人進行。夫妻二人共同把丈夫賄賂所得投到股市、購買房產或以其他方式‘洗錢’，這在刑法理論上本可劃歸為‘共犯’行為。但因為丈夫受賄在先，受賄人對自己的黑金進行‘清洗’，應屬刑法理論上的‘事后不可罰行為’；加之我國《刑法》也明確規定洗錢罪的主體不包括實施了上游犯罪的‘本犯’，而只能是沒有實施上游犯罪而明知其財產來源和性質并加以掩飾、隱瞞的‘他犯’。因而，在丈夫構成受賄罪的場合，夫妻二人難以成立‘共同洗錢罪’。因為，通常情況下，共犯的場合，不能給一個人定此罪、給另一人定彼罪。綜合這些因素，夫妻共同理財的場合，單獨給妻子定洗錢罪在法理上說不通，除非修改現行《刑法》的洗錢罪規定。例如美國、英國、日本、加拿大等的洗錢罪規定，就屬于‘他犯＋本犯派’。如此，上游罪的行為人除構成其上游罪(如受賄罪)外，自己也觸犯了‘洗錢罪’罪名。這樣對參與‘洗錢’的配偶才能名正言順地按‘共同洗錢罪’的罪名提起訴訟。”

　　正因如此，采訪中，屈學武教授直言“付尚芳一案是難得的典型”：“夫妻雙方一個在巫山，一個在重慶，不住在一起。丈夫晏大彬又明確地表示將錢交給妻子付尚芳保管并處理，而不是二人共同保管、處理受賄所得財產。這樣的案例比較典型。檢察機關以洗錢罪對付尚芳提起訴訟沒有問題。”

　　4對打擊貪污賄賂犯罪具有積極意義

　　近年來，丈夫涉嫌受賄罪被起訴，妻子同時被起訴的案例并不少見。不過，記者注意到，在這些案例中，涉案妻子中的多數是以受賄共犯被起訴的。如2008年3月20日，北京市海淀區原區長周良洛涉嫌受賄1670萬元案開庭審理，他的妻子魯小丹作為受賄共犯同庭受審。回到晏大彬一案，其妻付尚芳卻是以洗錢罪被起訴，頗顯新鮮。

　　對于罪名的變化，李斌向記者給出了她自己的見解：“共犯的成立條件是，行為人有共同的主觀故意，侵犯了共同的客體。若沒有證據證明行為人具有上述成立條件，就不能以共犯論處。司法實踐中，家屬作為受賄罪的共犯在主觀上具有共同故意一般較難認定。”

　　在對此文進行采寫準備時，記者注意到，部分網友對付尚芳沒有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罪被訴提出了疑問，因為“付尚芳將大筆資金購買了房產、存入了銀行”。對此，李斌作出了解釋：“洗錢是一種特殊的轉移、窩藏贓款的行為方式。按照《刑法》的‘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適用原則，適用洗錢罪所判的刑罰也要重于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罪，檢察機關選擇洗錢罪提起訴訟是一種合理、合法的做法。”

　　對于檢察機關以洗錢罪對付尚芳提起公訴，屈學武教授認為：“這對全國具有示范效應，對打擊貪污賄賂犯罪具有積極意義。洗錢罪是一種國際犯罪。各締約國對國際公約設定的規則都有切實履行的義務，哪怕某締約國不認為窩贓、銷贓構成犯罪，該國也會遵守有關國際公約對洗錢罪的規定，協助我方追緝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凍結其資產甚至根據有關規定直接將犯罪嫌疑人引渡回國。我國把貪污賄賂犯罪增設為洗錢罪的上游犯罪，這將大大有利于我國打擊貪污賄賂犯罪，追回外逃貪官攜帶出境的資產并將其引渡回國受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