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個人性格開朗，愛開玩笑。今后，在女同事面前說話要注意了！講個葷段子，發個黃色短信，弄不好就落個‘性騷擾’的名聲。”7月28日，在河南省鄭州市一家企業工作的陳先生一臉嚴肅地對記者說。

　　讓陳先生對“性騷擾”的說法這么重視，是因為河南省人大常委會不久前發布的一則消息。

　　7月23日，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召開新聞通氣會通報，省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將于7月28日至31日，對《河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辦法(修訂草案)》(以下簡稱《修訂草案》)等條例進行審議。河南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在《修訂草案》中特地增加一款，對“性騷擾”進行了定位：“禁止以行為、語言、文字、圖片等形式故意對婦女實施性騷擾。受害婦女有權向有關單位和機關投訴，有關單位和機關收到投訴，應當認真查處。”

　　此消息通過當地媒體公布后，迅速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部分女性在對此叫好的同時，對“可操作性”表示疑慮。法律界人士認為，立法甚至是司法從來都不是萬能的，立法也是非常審慎的，更要立足于現實。

　　男性大講葷段子讓女性很尷尬

　　“說實話，我對有些男性的放肆非常反感。他們不分場合，甚至在眾目睽睽之下，對著女性大講葷段子，有的以開玩笑的形式發黃色短信，有的還在QQ聊天時發黃色圖片等。如果不是礙于面子，我真想與他們理論一下。如果省人大常委會以立法的形式對‘性騷擾’進行界定，這些人就不敢這樣放肆了。”在鄭州市一行政機關工作的公務員李女士說。

　　河南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一工作人員對記者說，因為《婦女權益保障法》中沒有對“性騷擾”進行明確規定，所以，“性騷擾”如何界定一直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為增強法律的可操作性，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在《修訂草案》中特地增加一款，對“性騷擾”進行了定位。

　　市民擔心“性騷擾”認定遭遇難題

　　“省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初衷是好的，但在實行中會不會遭遇難題？比如說，怎么舉證？向哪些機關投訴？”鄭州市中原區人民法院一位女法官提出，性騷擾的舉證是個問題，如果沒有人看到或者沒人作證，除非是長期持續的性騷擾行為，發生偶發性的性騷擾行為，受害人不可能隨時攜帶攝影機或錄音器材，這樣就為司法訴訟設置了難題。

　　“有關機關具體是指哪些？”這位女法官還認為“受害婦女有權向有關單位和機關投訴，有關單位和機關收到投訴，應當認真查處”的規定不夠具體。“另外，性騷擾的主要賠償方式是精神賠償，但我國目前對精神賠償的賠付標準最高也只有5萬元人民幣。”

　　“什么樣的行為才構成性騷擾？”市民陳先生對性騷擾具體包括哪些行為提出疑問，“哪些行為屬于道德范疇，哪些行為屬于司法范疇？我認為，規定還是越具體越好。”

　　立法要界定什么是“性騷擾”

　　“‘性騷擾’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上世紀70年代被賦名，而我國在1999年才出現這個詞，2005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一次在法律上提出。”河南農業大學法律系主任楊紅朝說，“如果以《婦女權益保障法》中‘禁止對婦女進行性騷擾’的規定過于原則而缺乏可操作性，來作為褒揚河南省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定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據，那么則是一個誤解。對‘性騷擾’的具體規定，要從界定什么是‘性騷擾’入手，而不僅僅是規定‘性騷擾’的具體形式。”

　　楊紅朝認為，就“性騷擾”而言，立法甚至是司法從來都不是萬能的。更多情形下，需要的是當事人的“自我保護”。一個不希望被“性騷擾”侵擾的女性，為了防止不必要的侵擾，要么必須注意收集一切有利于自己的“被騷擾”證據，從而能夠通過勝訴來保護自己，要么必須學會在分析和判斷的前提下盡量讓自己遠離可能受到“性騷擾”的場合，而這應當比訴訟更能夠保護自己。 (記者 鄧紅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