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處理醫療糾紛的實用主義作用下，“醫鬧”成了一個新興“職業”，而其“私力救濟式”的實質反而被遮蔽。隨著公安部門的強力介入，這種實用主義“維權”將更加陷于兩難

　　★ 本刊記者/李楊(發自廣東)

　　“終于解決了，”電話的另一端，律師張毅(化名)氣喘吁吁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6萬元，不鬧了。”

　　張毅是廣東省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擔任當地十幾家醫院的法律顧問，主要工作是協助醫院平息“醫鬧”事件。

　　所謂“醫鬧”，就是用“鬧”的方式解決醫療糾紛。張毅把“醫鬧”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患方家屬自己鬧；第二種是請老鄉幫忙一起鬧；第三種是干脆花錢雇人鬧。最后一種就是職業“醫鬧”。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徐昕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從糾紛解決的角度來看，‘醫鬧’屬于一種‘私力救濟’行為。”徐昕著有《論私力救濟》一書。在他看來，“私力救濟”，是指公民權利遭受侵害，不通過國家機關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解決糾紛，實現權利。它是公民通過私人力量維權的一種方式——民工討薪、民間討債、私人偵探都屬于“私力救濟”。

　　“反正三五千塊我們是不要的”

　　律師張毅說的“解決了”的“醫鬧”事件，是半年前記者親歷的一場“醫鬧”劇。

　　兩個七八歲的小孩拉著長長的白布橫幅，一南一北站在廣東省佛山市中醫院門診大門兩側。橫幅上寫著“還我爸爸、還我公道、給我伸冤”。一旁是孩子的媽媽，一個30多歲的外鄉女子，身著白色孝衣，滿臉憤怒。

　　橫幅像封條一樣，把醫院大門緊緊地“封”了起來。在這個300多萬人口的地級市里，作為三級甲等醫院的佛山市中醫院擁有眾多患者。接踵而至的患者，要么從橫幅底下貓著腰一個個“鉆”進醫院，要么在保安的疏導下從其他入口進入醫院。“醫院怎么也不管管。”一個患者抱怨說。

　　醫院并非像患者抱怨的那樣無動于衷。院辦的小潘擔任“偵察”工作，她負責把事態發展第一時間匯報給醫務科。下午5點多，身著孝衣的女子接完一個手機電話，突然坐在地上大哭大鬧。見狀，小潘火速上樓，沖進科長辦公室大喊：“又鬧起來了。”

　　聽到小潘的報告，醫務科長張兆華猛地從椅子上彈起來，用顫抖的手指緊急翻閱電話簿：“趕快給律師打電話。”

　　張兆華除擔任醫務科長外，還是骨傷科主任中醫師，每周出三次門診。一個多星期來，他一次門診都沒出過。“整天纏在這宗醫療糾紛里，頭都大了，哪還有精力給病人看病。”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事情的緣起是這樣的：從湖南老家到佛山打工的王春耕，因發燒到佛山市中醫院看病，醫生診斷為感冒。第二天，王覺得病情沒有好轉，再次到醫院就醫。又過了一天，王還是覺得不好，在妻子王春花的陪同下繼續到醫院看病，排隊交費時突然昏倒。他被送到急診搶救，后又轉入重癥監護室。很快，醫院宣布，搶救無效，患者死亡。

　　王春耕死后第二天，王春花和另外5個親友找到醫務科，指責醫院診斷有誤，要求院方減免醫療費，并表示“愛心”。醫院當即答應免去王春耕3萬元醫療費——醫院是事業單位，國家沒有處理醫療糾紛的固定撥款。鑒于目前醫療糾紛頻發，一些醫院為了息事寧人，從自行創收的經費中撥出一部分化解糾紛。

　　張兆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他反復追問患者家屬“愛心”是什么？王就是不說，最后甩出一句話：“反正三五千塊我們是不要的。”此后，王春花再次到醫院索要“愛心”，聲稱第二天要“采取行動”。

　　第二天上午10點，王春花果然帶人趕到醫院。兩個孩子拉橫幅把門診大門攔住。王春花本人披麻戴孝，坐在大門中央的臺階上，邊哭邊喊，“還我丈夫、還我公道。”和她一起來的30多個人有的燒香，有的燒紙錢，有的跟著一起哭喊。還有幾個男的阻攔前來就醫的患者，“不看病了，不看病了，這個醫院治死人了。”

　　院辦的小潘一直在現場。她說，當時門診大廳里煙霧繚繞，把醫生病人熏得直流眼淚。她注意到，鬧事者中有人不時打手機，不時有新人陸續趕到加入其中。很多人都操著湖南口音。她不知道這些人是否都是死者親友，但她發現，跟著鬧的人當中，有人有說有笑的。

　　對此次事件較為了解的律師張毅說，在廣東打工的外鄉人很多，大家平時湊點錢，節日期間一起吃吃飯、聯絡聯絡。誰遇到事情，老鄉就一起上，大家稱之為“同鄉會”。在當地的很多醫療糾紛中，患者為了給醫院施加壓力，都找“同鄉會”幫忙，來的人越多，醫院壓力越大，索賠效果越好。

　　前來助陣的人也不白干。一個在佛山市中醫院跟著鬧的年輕小伙，在當地派出所當保安，恰巧被前來維持秩序的派出所所長撞見。這個保安向所長承認，他和死者王春耕并不認識，但是同鄉。叫他來的人說，跟著哭喊一天給50元，揮揮棒子給150元。

　　“得個感冒也會要命？”王春花堅持認為，醫院對丈夫的死負有責任。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們到衛生局和信訪辦告狀，他們都不管。”

　　后來，死者家屬向醫院提交書面意見:賠償50萬元；負責夫妻各自父母和子女6人的生活費；安排死者妻子王春花在佛山市中醫院工作。院方認為要求太高，只同意免去死者醫療費，并補助2萬元。

　　此后，醫院和死者家屬陷入無休止的討價還價中，沒人再去關心王春耕的確切死因。沒有醫學鑒定，沒有尸體檢驗，唯一一份與死因有關的是一張王春耕的CT報告：右側額顳頂部硬膜下出血、蛛網膜下腔出血、枕骨線性骨折。

　　在處理醫療糾紛的過程中，患方為什么普遍不愿去做醫療鑒定？面對《中國新聞周刊》的提問，剛剛完成“轉型中國的醫療暴力”課題研究的徐昕教授說，患者不信任醫療鑒定，主要是因為鑒定人與醫方存在直接利害關系。醫療事故鑒定權原由衛生行政機關行使，是“老子”鑒定“兒子”，現在移交至各地醫學會，變為“兄弟”鑒定“兄弟”。“當事人擔任自己的鑒定人”，不符合程序正義。

　　醫療鑒定耗時長，也是患者不去做醫療鑒定的一個原因。目前承擔醫療鑒定工作的醫學會屬半官半民性質，沒有常設機構，只能每月召開一兩次鑒定會，而每位鑒定專家從事醫療鑒定只是兼職，故一次鑒定通常需要數月，最長可達數年。同時，醫療事故鑒定是賣方市場，需要鑒定的病例多，排隊等待鑒定的時間長。有調查表明，市一級的鑒定可能要等上4到8個月，省一級的二級鑒定則可能拖一年左右。

　　醫療鑒定的結果大多不利于患方，也會影響患者對醫療鑒定的信任。2003年至2005年，廣州地區的醫療事故鑒定共354宗，僅39宗被鑒定為醫療事故。

　　“以律師為職業， 使用最多的卻不是法律手段”

　　作為律師，張毅既幫助醫院平息“醫鬧”事件，也替患方向醫院索賠。游走于醫患之間的他，稱自己為“雙面律師”。

　　“以法律為職業，使用最多的卻不是法律手段，”這是張毅最突出的感受。他說，目前解決醫療糾紛的主要方法是討價還價、相互威脅，甚至以黑治黑。

　　張毅不久前替醫院擺平一宗醫療糾紛。去年8月，四川小伙吳俊(化名)在報上看到一則廣告：廣東省一家醫院可以實施耳朵再造手術。吳俊一只耳朵先天畸形，看到廣告后，抱著很大期望來醫院做手術。不料，手術中吳俊面神經受損，造成面癱——口歪眼斜、口水直流。

　　張毅是醫院的法律顧問，但他說，在這宗醫療糾紛中，醫院是理虧的。做這種手術必須具備一種專門的設備。該設備能在手術中探測到面神經。該醫院是在沒有這種設備的情況下實施的手術。

　　為了美容，卻造成更大的毀容，吳俊根本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張毅說，他受醫院委托和吳俊進行交涉。他把法醫鑒定書拿到吳俊的病床前，吳俊二話沒說當場撕掉，表示堅決不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同時開出300萬元賠款要求。

　　面對如此巨額賠償，醫院無法接受，只能討價還價。張毅說，這個患者沒有固定職業，以替人討債為生，和他打交道極為危險。他在和吳俊交涉過程中經常受到威脅，有一次吳俊對他說，“你處理不了就走開。你要再參與這事，老子殺紅了眼，誰都不管。”

　　這個患者還屢屢威脅醫院，聲稱要報復給他做手術的醫生——給醫生扎艾滋病針，或者抱著醫生一起跳樓，還要殺掉醫生的全家。幾乎所有人都相信，如果不滿足這個人的要求，他一定會對醫務人員實施暴力。張毅透露，最后醫院走投無路，采取一個非常手段——找了黑道上的人擺平此事，以50萬賠償金和患者“私了”。

　　患者為什么不愿意通過法律訴訟的手段解決糾紛？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徐昕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人們對解決糾紛的態度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邏輯——哪一種方式更有效用，成本更低，更便利，更快捷，就選擇哪一種。是否采取訴訟方式，取決于不同維權方式的收益、成本、效率等方面的比較。

　　因此，除了訴訟程序相對復雜、規則繁瑣、成本高之外，還因為法院對醫療糾紛的處理相對簡單。醫療案件多數很復雜，原因是醫療糾紛的專業性很強。但在司法實踐中，法官裁決多直接依據鑒定結論。而鑒定結論本身就遭質疑，因而審判也難以令患方信服。

　　法院審理醫療案件所依據的法律文件與《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規定，存在差異甚至沖突。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不同法官掌握的標準不一，從而影響到醫患雙方特別是患方對訴訟的信任和選擇。

　　同時，雖有“舉證責任倒置”作為平衡，但相對于醫方，患方在訴訟對抗中仍處于劣勢，這也妨礙了他們對訴訟的選擇。

　　因此，患方通過實施暴力行為，既能發泄強烈的不滿情緒，也能以較低成本和較少時間令醫方妥協，實現維權目標。“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這一當下中國糾紛解決的潛規則，在醫療糾紛解決中同樣行之有效。據廣東省衛生廳統計，2006年上半年，廣東省200起醫療暴力事件中，95%的患方試圖通過擾亂醫療秩序達到賠償目的，而最終有129件“私了”成功。

　　因為處理醫療糾紛極富經驗，每年都有很多患者家屬慕名找到張毅。張毅說，其實他的“經驗”不是善于運用法律手段，而是深知如何和醫院討價還價。他透露，“鬧”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手段，律師常常借助“醫鬧”給醫院施壓。

　　他曾經代理過這樣一宗醫療糾紛案。在廣東一家三級甲等醫院，一位患者術后大出血死亡。事后，手術大夫向死者家屬承認，病人術后觀察處理不當，醫院對患者死亡負有重要責任。但患者家屬找到醫務科，醫務科卻說大夫的話不能代表醫院。張毅作為患方律師左右斡旋，醫院均不理睬。“他們這些大醫院根本沒把我們這些小患者放在眼里，”張毅說，醫院領導一個都不露面。

　　最后，張毅使出一個撒手锏——雇三十幾個“醫鬧”把醫院大門團團圍住；拉兩個條幅，一個上寫“某某教授實事求是”，另一個上寫“某某醫生草菅人命”；還找來兩個高音喇叭對醫院“轟”炸。“一下子就把院長逼了出來，當場答應了我們絕大部分要求。”張毅說，這是他處理的眾多醫療糾紛中最成功的一例。

　　化解“醫鬧”需要建設性思考

　　無論國內國外，醫患沖突普遍存在。但在法治比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卻很少看見“醫鬧”。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總共有800個骨科醫生，其中400個被患者提起過民事訴訟。美國人選擇打官司，很少去鬧事。

　　而在中國，據全國人大代表、江蘇南通瑞慈醫院董事長方宜新調查，出現醫療糾紛后，通過訴訟方式解決的僅占一成。曾經與“醫鬧”直接打過交道的一位知情人說，在北京、上海、重慶等市有龐大的“醫鬧”產業。明碼實價，男醫鬧一天80元，暴力式糾紛；女醫鬧、老人等一天50元，以糾纏哭鬧為主。交款方式有兩種：當天結賬；承包制，醫鬧頭頭取賠付金額的一定比例，20%～30%不等。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徐昕說，“私力救濟”的運用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醫療暴力普遍化和激烈化。上海市普陀區某三甲醫院，2000年至2006年7年間，每年發生的醫療暴力均占全部醫療糾紛的60%以上，而且這一比例還在逐年上升。其他全國性或地方性的數據和個案材料，也在不同側面、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目前醫療暴力擴大化、激烈化的現狀。

　　醫鬧主要有兩種方式：同家屬一起出面，公開聚眾鬧事，停尸醫院、喊打喊鬧；隱形醫鬧，遙控家屬。比如一對農村夫婦因為死去的孩子向醫院索賠(2007年底，5歲的孩子玩玻璃球，不小心吞了，家長背著孩子一路顛簸跑來醫院，還沒開始搶救，孩子就咽氣了)，找了親戚鄰里十來人在院長辦公室討說法。醫院堅持先尸檢再確定賠償事宜，該夫婦連忙打電話請教幕后高人，答曰：“跪下。”夫婦遂下跪。醫院仍然堅持，夫婦又打電話，答曰：“全跪下。”十幾個人齊刷刷跪下，醫院無奈只得先付了1800元打發錢。后一種更難于管制。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徐昕說，“醫鬧”有其存在的現實土壤。作為一種“私力救濟”方式，“醫鬧”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患方的權益。但“私力救濟”的邊界，應當是不損害他人合法利益和社會公益。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患方雇傭“醫鬧”的行為可以視為一種合同。根據《合同法》等有關規定，雇傭“醫鬧”可能因為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或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而無效，但這并不必然，還取決于“醫鬧”采取了什么行動。

　　很長時間以來，公安部門對于沒有造成直接損失或重大損失的擾亂公共秩序的行為，只能根據“社會治安管理處理條例”，對“醫鬧”采取“軟執法”。警察接到報案趕到現場，或在旁監視，或最多把鬧事的人驅散，可警察一走，鬧事者又重新聚集起來接著鬧。“從某種程度上說，軟執法助長了各地‘醫鬧’事件頻發。”張毅說。

　　面對越來越多、越來越惡劣的“醫鬧”事件，2006年7月10日，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聲明，“醫鬧”是一種違法行為，它嚴重擾亂了正常醫療秩序，衛生部對此堅決打擊。2007年4月，全國衛生系統開展創建“平安醫院”活動。衛生部會同中央綜合辦、公安部等7部委成立“全國創建平安醫院活動協調小組及辦公室”。衛生部副部長陳嘯宏在當月“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會議”的發言中，明確提到了“醫鬧”。

　　據此，各地政府打擊“醫鬧”漸感心里有底。在廣東，當地政府執法力度最大的一次，是平息南海松崗醫院的“醫鬧”事件。張毅認為，平息松崗事件，標志著廣東省政府對“醫鬧”從“軟執法”走向“硬執法”。

　　2007年7月22日，一個孕婦在松崗醫院分娩時，并發“急性羊水栓塞”，孕婦和嬰兒死亡。事后，死者丈夫楊某帶了幾十人連續3天圍堵醫院，在醫院門前燒紙錢、放鞭炮，要求醫院賠款100萬元，院方沒有答應賠款要求。25日，楊又聯絡100多人沖擊醫院。接到報案，南海公安分局調集大批警力趕往現場，拘捕了170多人，其中4人被追究刑事責任。

　　外界對松崗事件的了解，僅限于上述情況。然而至此，事情并沒結束。楊只能回到法律軌道上，聘請律師和醫院打官司。楊的律師告訴張毅，沖擊醫院的絕大多數人并非楊的親友，而是雇來的職業“醫鬧”。當時楊許諾他們，得到院方賠償后和他們分成。后來，這些人既沒拿到錢，又被警方拘留，因此三番五次向楊逼債。楊現在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徐昕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民眾選擇“私力救濟”，主要原因是現行“公力救濟”相對來說手段缺位、缺乏實效、成本高、周期長。

　　假如在“公力救濟”建設仍難以跟上的情況下，公安部門的強力介入，其結果只能是醫患糾紛依然難以得到及時解決，醫患雙方權利不能依法得到保障，還平白增加和激發了警民矛盾。

　　因此，我們要做的，不是單純否定，而更應提供化解或緩和“醫鬧”的建設性思考。 ★

　　(本刊記者周華蕾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