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媒體報道，東莞市對發放臨時生活補貼估計不足，以前估算是12.2萬人，但至7月16日已上報16萬多人，還有15個鎮沒有上報，估計最后總的財政支出可能超出估算1倍多。

　　東莞在全國率先發紅包，其用意毋庸置疑，出現今日之尷尬，恐怕是東莞政府始料不及的。筆者以為，這種尷尬局面既折射出當地民眾心態不夠成熟，也折射出權力過于粗放。

　　對低保邊緣戶界定不清就是權力粗放的典型表征。如果在實施紅包計劃之前，進行充分的民情摸底，在此基礎上形成草案后，廣泛征求民眾意見，做到準確估算民主決策，至少沒有今天這么多問題。

　　其實，造成“低保邊緣戶審核工作量很大”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權力部門平時因為沒有細致的制度安排，沒有細致的工作習慣，進而導致掌握民情不夠充分，一遇到緊急任務時便十分狼狽。

　　反映在東莞的另一個問題是，部分民眾的心態不成熟。東莞為什么要發紅包？主要是想起到救濟的作用，目的是緩解目前通脹壓力，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分紅。一些不符合條件的民眾之所以來申請紅包，一方面是政府對紅包沒有解釋清楚，但更重要的是，一些民眾抱有怕吃虧或者想占便宜的心態。顯然，在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有錢人是不會眼紅政府補貼窮人那點錢的。因此說，民眾的心態還需要鍛煉。

　　筆者認為，民眾心態的不成熟也與政府粗線條施政有關。政府服務的對象就是民眾，如果政府處處體現細節， 即便是個別民眾有私心，也不敢有行動，因為擔心自己的欺騙行為逃不出政府的法眼。從某些方面講，民眾“騙”紅包也與某些官員行為不檢點有關。

　　同樣是向居民發紅包緩解通脹壓力，東莞與香港的做法差之千里。香港為了將110 億港元紅包公平發放，制定了10項具體措施，最大的亮點就是十分細致和周密。而東莞缺的恰恰是細致和周密。

　　對比的用意絕非貶低，也不希望東莞照搬，而是希望東莞能看到政府理念與制度的差距，能看到自己需要完善的地方。避免再出現今日的尷尬而造成行政浪費。(張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