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和廣東省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聯合制定下發《關于適用〈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勞動合同法〉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簡稱《指導意見》)正式在廣東省實施。按照該意見，迫使勞動者辭職后重新與其簽訂勞動合同，使勞動者“工齡歸零”；通過設立關聯企業，在與勞動者簽訂合同時交替變換用人單位名稱；通過非法勞務派遣；明顯違反誠信和公平原則等規避行為———統統被認定是無效行為。(7月21日《中國青年報》)

　　這意味著，雖然《指導意見》針對類似華為的做法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但對于“華為門”，相關的司法部門和執法部門采取的是“放過”態度。

　　法律中有一個基本的原則是法不溯及既往，這是法治精神的一種體現，因為如果事后的法律總是能夠約束起事前的行為，法治所標榜的“法律可預測性”就會成為一句空話，人們對自己行為的違法與否的預期也會變得模糊起來。《指導意見》同樣要適用這樣的法治原則，“華為門”發生于其頒布之前，自然不能約束到華為的做法。

　　放過華為除了由于法不溯及既往外，更關鍵的原因是勞動合同法第十四條規定中限定語的模糊不清，對于“勞動者在該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的”中的“連續”如何解讀，法律本身語焉不詳。也正是利用法律的這一“語言漏洞”，華為以勞動者自愿簽定合同為由成功地實現了“勝利大逃亡”。除非有證據證明華為員工是在被強迫的情況下重新簽定的合同，這樣合同才會無效。否則，在員工自愿的前提下，簽不簽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都由當事人協議決定，遑論更具協商性的重簽合同。

　　無論我們對華為的做法有多么的反感和憎恨，在沒有“強迫員工”的證據下，出于對法治的尊重，我們只能放過華為。當然，放過華為并不意味著放過法律。事實上，華為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將勞動合同法“宜粗不宜細”的立法弊病沖擊得淋漓盡致。如果我們的法律總是使用一些模糊不清的字眼，比如嚴重違反、連續工作等，那么法律在實施中必然會遭遇太多的尷尬和無奈，甚至出現與立法者初衷背道而馳的實施效果。(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