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剛調任語文出版社社長的原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十分繁忙，各路記者連軸采訪他，一些新聞界的朋友爭相宴請他，在網絡上，這事在大事頻發的當下也成為熱點。

　　這其實只是一次例行的人事調整，何以會引起如此大的反響？這固然與王旭明個性有關，在五年的發言人生涯中，他常出驚人之語，被媒體稱為“另類發言人”。但發言人的個性僅僅是其離任引發大動靜的原因之一，或者說是很不重要原因。

　　將王旭明五年的發言人生涯放在國家的法治建設大背景下觀察，我以為其離任引起輿論關注主要有兩大原因。

　　一是教育在保障民生促進社會公平中的重要地位所決定的。在保障社會公平的所有公益事業中，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只有教育公平了，社會成員才可能有起點公平。同時，保障公民享有平等教育權亦是最重要的政府責任之一。這五年來，隨著新的義務教育法頒布，以及農村教育經費體制的一系列改革，長期制約我國教育均衡發展的一些制度性問題得到了解決，但這些離公眾對教育公平的要求還有相當的距離。因此，教育部新聞發言人一言一行受到廣泛的關注，且被充分地解讀，那么其離任被關注在情理之中。

　　二是公眾對政府信息公開的渴求所決定的。保障公民的知情權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法治政府的重要內容，一個“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政府，其權力運行公開透明，及時全面公開必要的信息應為題中之義。近幾年來，各級政府在信息公開方面有了相當的進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頒布就是重要舉措之一。行政部門及時召開新聞發布會、設立新聞發言人制度是信息公開一種有效的方式，教育部作為國務院新聞發言人制度試點單位之一，其五年來的探索、嘗試可圈可點。其所取得的成績和教育部黨組的大力支持分不開，也和身為新聞發言人的王旭明個人的努力分不開。

　　作為一個重要政府部門的新聞發言人，王旭明說過一些頗受爭議的話，如“媒體無知論”，如“上大學如進商場買衣服”的比喻。這些言論，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中被作各種解讀，正是社會進步的一種體現，這些言論或有不恰當的地方，但筆者認為，政府部門設立發言人制度，讓新聞發言人坦然面對公眾，接受媒體的各種質疑，其本身的意義遠遠比一句話是否合適、一場發布會是否成功要重要得多。

　　政府部門發言人制度的成熟以及發言人本身業務水平的提高，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永無止境。但像王旭明這樣的政府發言人，不怕言多必失，能坦誠地面對各種復雜的問題做出未必讓公眾滿意的回答，比那些回避問題，動輒“無可奉告”的發言人更符合一個法治政府和文明社會的要求，也更能博得公眾的肯定。這也就能解釋，在王旭明擔任教育部新聞發言人期間，媒體對其不乏批評，但在他卸任后，多家媒體對其表現出依依不舍的溫情。公眾和媒體批評政府部門發言人某些觀點和肯定其坦誠態度，并不矛盾，亦是法治社會的常態。

　　政府部門新聞發言人不可能一成不變，公眾和媒體能理解人員的正常變動，但更希望發言人制度和政府信息公開有法制的保障，而非過于寄托于發言人個人的風格。如此，像王旭明調離發言人崗位這樣的人事變動，才會淡化而不成為受到廣泛關注的新聞事件。(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