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10天就要結婚的獨生兒子被人10余刀扎死，曾懇求已懷了身孕的準兒媳給自己留下條根也沒能如愿。這樣一位死者的母親卻在法庭上哭著給兇手求情，感動得現場法官、檢察官潸然淚下。7月14日，曾認為自己“死定了”的被告人被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7月15日《北京青年報》)

　　被告人叫宋曉明。他曾經跟著被害人馬剛干過幾天“黑保安”，因馬剛一直拖欠其500余元的工資，多次索要未果。今年春節前，宋曉明攜帶一把水果刀去要債。兩人發生爭執，宋曉明持刀扎了馬剛10多刀，馬剛當場死亡。

　　這位偉大的母親叫梁建紅。在法庭上，她邊哭邊說了這樣一段話：“我今天想跟法庭說，能夠輕判他就輕判他吧。都是父母養的，我的兒子已經死了，就是判他死刑，我兒子也活不了了。有就讓他賠我點錢，賠不了就算了，看見他就想起我兒子。宋曉明還年輕，我就當是行好了，不要求嚴懲他……”

　　詳細陳述宋曉明的犯罪過程，是想讓讀者明白，他自己“死定了”的預期，并非臆測；把梁建紅老人“求情詞”原原本本放在這里，是想讓您看到人性的光芒，正是這種光芒，把一個或許許真的“死定了”的年輕人從死亡的邊緣拉了回來。

　　判決書顯示，宋曉明能夠從輕的原因有，他有自首情節，并在案發后主動參與施救，且被害人有一定責任，但審判長賈連春庭后表示，從輕的更重要因素是梁建紅替宋曉明求情。法庭認為宋曉明得到了被害人家屬的徹底諒解，“法庭為弘揚高尚道德情操，促進社會和諧，采納了梁建紅的意見。”(7月15日《新京報》)

　　梁建紅老人身上閃現出的人性光輝、迸發出的人格力量，令人贊嘆；宋曉明聆聽梁建紅為其求情后，叩首謝罪，脫口而出的“媽媽”，足見老人以德報怨之義舉給他帶來的心靈震撼。就個案而言，我們沒有理由懷疑這一案件結果之圓滿。

　　不過，本案帶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問題。這些問題，或將改變我們對刑罰功能的看法，或將改變刑事立法的走向。這里，談談個人的一些看法和疑問，期望引起大家對這一問題的關注。

　　第一個問題：被害人及其親屬有關量刑的建議，應否得到尊重？

　　刑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可見，被害人的意見，至少不是主要的量刑依據。按照本案審判長的說法，根據死者母親的求情，對兇手從輕判決，是法律規定的酌定從輕情節。

　　那么，“酌定”的根據在哪里呢？

　　在國家公權代替被害人及其親屬對罪犯實施懲罰之前，報復模式是同態復仇。你砍掉我一條胳膊，我就要斷你一臂。以國家而不是個人名義懲罰犯罪，刑罰超越報復而成為防衛社會的手段，這是社會的巨大進步。然而，目前，我們對犯罪，似乎過多強調“對國家公權的侵害”的屬性，而忽視其代替被害人及其親屬實現正義的一面。事實上，作為刑事犯罪的受害者，被害人對犯罪所造成的損害有最深刻的感受，與案件處理結果有著直接的利害關系，他們對刑事訴訟的參與權，對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提出量刑建議，具有天然的正當性。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贊成被害人及其親屬享受量刑建議權，這種建議權也應該得到法庭的尊重。

　　第二，被害人親屬的量刑建議權，權重多大？

　　肯定了被害人親屬的量刑建議權，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這一建議權，在量刑中該處于怎樣的地位？

　　被害人親屬寬恕是量刑的酌定情節，這種說法我是頭一次聽到。即使這種說法符合法律，它在量刑中所起的作用，也該受到限制。決定刑罰輕重的主要因素，應該是犯罪的事實、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個人認為，如果沒有求情被告人會被判處死刑，那么，因為求情而被判處死緩或者無期徒刑，是合適的，再輕，恐將背離罰當其罪的要求。

　　第三，誰能代表被害人？

　　如果被害人活著，他的量刑建議作為量刑依據，沒有問題。如果如本案一樣，被害人已經死亡，如果被害人親屬意見不一，法院該認哪個親屬的意見？

　　本案中，除了梁建紅老人，被害人其他親屬，都反對為宋曉明求情。最后，老人是用“兒子是我生的，我說了算”平息眾人反對的，但“兒子誰生的誰說了算”能作為認定的依據嗎？如果不能，如果親屬中有人要求寬恕有人要嚴懲，法官該聽誰的，又該如何決斷？

　　第四，是否公平？

　　如果被害人親屬的意見可以左右量刑，甚至可以決定罪犯的生死，那就意味著，對于兩名犯罪情節完全相同的罪犯，一個可能因為被害人親屬求情而留在這個世界，另一個卻因為被害人親屬要求嚴懲而離開這個世界，我們該如何向他們說明這是公平的？

　　第五，寬恕是否會強化犯罪心理？

　　多數罪犯犯罪的時候，都是抱有僥幸心理的。對一名企圖犯罪的人來說，如果他意識到某種行為會讓他告別這個世界，恐懼心理可能讓他放棄犯罪；而一旦他僥幸地認為犯了罪也可能因為被害人親屬的寬恕而免一死，則會強化他將犯罪進行到底的決心。如果因此導致血案發生，我們能否說，是不恰當的寬容加功于犯罪的發生？

　　最后一個問題，如何避免花錢買命？

　　本案中，梁建紅老人沒有獲得任何利益，也沒有表示任何需求，替宋曉明求情完全是義舉。不過，既然梁建紅老人的意見可以被采納，別的被害人親屬的意見，也沒有不被采納的理由，如果雙方私下達成什么協議，法庭恐怕難以知曉，如此，對一些財大氣粗的被告人而言，親屬為他們花錢買命，或將成為普遍現象。如此，法律尊嚴何在？

　　梁建紅老人，令人尊敬；提出這么多問題，也絕非針對本案。但現實復雜，不是每個被害人親屬，都像梁建紅一樣善良；恐怕也不是每個被告人，都能像宋曉明一樣知恩圖報。如果被害人量刑建議權應該存在，提出這些問題的目的，只是為了引起大家關注、思考，以便確立、實行這一制度時可以少走些彎路。（作者：李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