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很多同李麗一樣的大學生。一名同樣退學的學生對記者抱怨“可惜”：“再過半年，我們就脫離學校，策劃社會項目了，我們老板已經去福建考察茶葉生意了。”

　　他們當然知道，他們的老板去不了福建，“王哥”現在正被關在看守所里，但他們還是一起湊錢請律師給“王哥”打官司。他們或許還在滿懷期待地等待王哥“出山”，帶領他們再次開創事業，他們的眼中充滿了憧憬。

　　而眼中充滿淚水的，是他們的父母。這些大學生中的大多數，要么來自偏遠的農村，要么來自下崗職工的家庭。

　　楊志在見到檢察官時問的第一句話是“我母親怎么樣了？”他不知道，他母親得知他被逮捕后就一病不起，至今仍躺在醫院的病床上。

　　更多的父母選擇了拯救，他們聯名向江蘇省政府發出舉報信。得知舉報后，江蘇省和南京市工商行政部門聯合成立專案組，成功破獲此案。(文中大學生皆為化名)

　　新聞連接：

　　大學生為何容易成為傳銷受害者？

　　“傳銷組織者之所以專門選擇在校大學生為作案對象，就是利用了青年學生單純、沒有社會閱歷，容易聽信蠱惑的特點，還有就是利用了部分青年學生不安心學習、想創業、想自立這樣一些特點”

　　實際上，發生在高校的傳銷活動，不是今天才有。但像這次800名大學生深陷南京傳銷泥潭的案子，組織者專門針對在校大學生進行傳銷、在大學生人群中發展這么多的會員、影響這么惡劣的可能還是首次。

　　經過了高考“頭破血流”競爭的大學生，為什么就這樣輕而易舉地放棄了大學的學習？

　　就業的壓力

　　傳銷活動在南京泛濫后，南京一家“重災區大學”的一名輔導員，清醒地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編纂了一份材料給自己的學生學習，但這份名為《案例

　　三：在校學生參與“創業”活動需謹慎———從我校部分學生加入××公司后的遭遇說起》的材料，卻引起了傳銷狂熱份子的憤怒。

　　他們隨機起草了一份《莘莘學子致×大學師生公開信》，信中把矛頭直接對準了學校。其中寫道：“你們有沒有反思過，學校究竟為我們提供了什么，把就業率包裝得很高，實際上沒有工作的很多，學校說自己的教育會落實到每一個學生，幫助學生實現未來，但是產生迷惘的學生非常非常多，都不清楚自己未來的定位和發展。”

　　事情到此還沒有終結，傳銷組織又發動了加入其組織的幾百名會員圍堵學校大門，給社會治安和學校風氣造成了惡劣影響。

　　事件雖然很快平息，但學校處理問題的態度值得反思。甚至連檢察官到學校調查時，都找不到專門領導負責此事，“學校沒有專門的機構，專門的人負責此事，最后只好找到學校保衛處，但并沒有得到我們所希望的回答。”一位參與調查的檢察官說。“學校如果能借那次事件，大張旗鼓地進行一系列關于傳銷的教育，宣講傳銷的特征、危害性，普及法律知識，可以讓很多學生懸崖勒馬。”

　　鼓吹“讀書無用論”

　　社會上一般的傳銷案，被發展加入者多為低學歷和低收入人群、而且主要通過親友同鄉的渠道發展下線、被利用的往往是這些人想“一夜暴富”的心理。而大學傳銷案的組織者利用的，卻是有些在校大學生想早日創業的心理。

　　他們以公司招募業務合作者、經銷商、代理商等形式，在南京多所高校發傳單、貼小廣告以及在教室、食堂、宿舍向學生們灌輸他們的所謂“創業”理念，蠱惑學生到公司合作。通過上述形式到他們公司來創業，培養所謂的創業能力。

　　有的學生被蠱惑后，就認為在學校學不到什么東西、幾年學下來還是找不到工作，不如現在就開始到這個公司創業，進而放棄自己的學業。學校、老師反復做工作，都難以勸阻，堅決要休學，有的甚至辦理退學。

　　還有不少是原本家庭很貧困的大學生，抱著早日創業、早日自立的想法加入進來的。這一切對學生個人的成長、對家庭、對學校正常的教學、生活秩序都產生了極壞影響。

　　“讀書無用論”正是傳銷公司所宣揚的。在學生們看來，10多年的寒窗苦讀在現實中并未有所收獲。而加入公司后，收益立竿見影。通過吸納會員或商務代表，即可拿到提成。

　　從根本上說，傳銷組織者之所以專門選擇在校大學生為作案對象，就是利用了青年學生單純、沒有社會閱歷，容易聽信蠱惑的特點，還有就是利用了部分青年學生不安心學習、想創業、想自立這樣一些特點。

　　高校監護責任缺失

　　在南京傳銷案中，傳銷組織主要是利用寒暑假時間，集中大學生進行“培訓”。

　　“高校假期學生留守是學校管理工作的重要部分，保證學生的日常起居和人身安全是學校的監管責任。”某高校輔導員表示，學校不鼓勵學生在假期留守，因為寒假里大學生處于學校與家庭監管相對寬松的狀態，學生晚上是否按時回寢，白天在外從事的兼職是否安全，校方都很難像在學期內那樣嚴格管理。

　　然而，就算是在學期內，面對突然出現的傳銷案件，學校還是顯得“手足無措”。

　　多名傳銷案中的受害學生都表示，自己不知道什么是傳銷，“只是聽說過而已”。楊志也對本報記者說，“學校沒有講過什么是傳銷，法律基礎課講的都是很基本的法律知識”。

　　在就業壓力下，學校傳統的授業解惑角色面臨尷尬，學生的社會實習越來越早、越來越長，甚至出現“創業休學”這樣鼓勵學生就業的教育制度。然而，不幸的是，學校在努力幫助大學生就業的同時，自身角色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千方百計地把學生推銷出去，不管學生的職業能力是否充足，擇業技能是否完備，只是為了取得漂亮的就業率。

　　業內人士對此憂心忡忡：面對越來越復雜的學生社會實踐及創業局面，高校選擇以就業為導向，勢必導致監管責任的缺失。這樣的學校，與其說是為社會解決了就業難的難題，不如說間接推動了推銷組織的對大學生的侵蝕。(吳曉鋒、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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