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楊佳提供法律幫助的謝有明律師，目前也是閘北區人民政府聘請的法律顧問。而地方公安部門從屬于地方政府，作為當地政府法律顧問的謝律師在利益沖突之下，理應回絕有關部門的指定。

　　從近日上海警方陸續披露的閘北襲警案信息，能看出警方的良苦用心。比如本案的偵查是由上海市公安局，而不是由案發地的閘北公安分局來具體負責；又如延請“司法部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而不是當地的司法鑒定機構為楊佳做刑事責任能力鑒定。還有頗獲輿論贊賞的給楊佳提供了律師幫助。(7月6日《法制日報》)

　　11年前，律師從偵查階段即可介入刑事訴訟曾被認為是刑事訴訟法修訂的一大進步。然而司法實踐中，刑辯律師介入時間的提前，并未改變刑辯難的司法慣性。嫌疑人若在被拘傳或刑拘后對警察聲稱“在我的律師來之前，我什么也不會說”，在現實中還很難見到。上海警方此次能因應嫌疑人的要求，為其提供律師幫助，實屬難能可貴。

　　然而筆者從7月7日刊發于《廣州日報》的一篇報道中，卻看到，應犯罪嫌疑人楊佳的要求，為其提供法律幫助的謝有明律師，目前也是閘北區人民政府聘請的法律顧問。而正如我們所知，地方公安部門從屬于地方政府，襲警案的受害人均為閘北公安分局的警員或保安，作為當地政府法律顧問的謝律師理應回絕有關部門的指定。

　　遵循利益沖突下的回避是律師最重要的職業倫理之一，即便謝律師有足夠的自制力和判斷力，并能夠在法律行動上最大限度地維護嫌疑人的合法權益，也并不能消除由于存在潛在的相反利益而造成的這種利益上的沖突和緊張關系。

　　遺憾的是，謝律師沒有回避。更讓人擔憂的是，我們還從媒體上看到了謝律師對因其特殊身份而接觸到的案件信息的公開披露，其中包含大量有關楊佳本人的信息。如謝曾對記者說，楊佳是他見過最與眾不同的犯罪嫌疑人。整個會面過程中，楊佳十分冷靜，頭腦清醒，邏輯清晰。又如，謝還對媒體稱“楊佳在作案前做了充分的準備，在作案當天早上他還以5個包子作為早餐。”這些信息事實上多數對楊佳的審判不利。而作為律師，應為其服務對象保守職務秘密，且不披露案件信息除非有利于當事人。

　　頗值得關注的是，謝律師還透過媒體稱，今后如果楊佳提出要求，他將繼續無償為其提供法律幫助和辯護。基于一個正當程序和司法范本正為外界所期待，還是敦請謝律師收回這番好心吧。

　　此案的另一細節是，相關程序運作迅速。從7月1日發案，到7月4日上海警方將楊佳襲警案相關卷宗移交給檢察機關，僅用了3天。盡管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警方的快速是否就伴隨著疏忽，而在法定期限之內的“從快”也并不為法律所拒斥，但提醒公安司法機關在處理此案過程中更多重視證據，并遵循司法理性，仍有其必要。

　　司法容不得半點馬虎，正義也容不得程序的失當。只有認真對待案件處理過程中的每一個細節，方可最大限度地避免“小事化大，大事成悲”。

　　□王剛橋(湖南　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