襲警案件的特殊性，常使得偵查員與受害者“二為一體”。在此類案件中，應當盡可能改變管轄，以確保刑事訴訟的回避制度得以真正落實，這是既保護嫌犯又保護辦案人員的“雙贏”策略。

　　上海檢察機關將以涉嫌故意殺人為由，批準逮捕“滬上襲警案”嫌犯楊佳。有關人士對媒體稱，上海警方還可能對楊佳進行司法鑒定，以防有人辯解其襲警行為出于精神病。(7月6日《廣州日報》)

　　平時在傷害罪案現場，警察作為案件偵辦人，常以第三方的客觀立場，勸導受害人家庭“節哀紓緩、相信法律，依法辦事，不會讓犯罪分子逍遙法外”等。這些“冷靜的安慰”，給了無數受害人親屬巨大的心理幫助。此次滬上慘案，不幸使警察成了直接受害人。作為公民，筆者向遇難警察表示哀悼，同時也真誠地向他們的家人以同樣的“冷靜的安慰”。一方面，橫闖警局殺人，當然是令人憤慨的嚴重暴力事件；另一方面，受害方應比普通民眾更加自覺相信：只有沿著正當程序，使正義獲得最大程度的展現和認可，被害者方能得到更多慰藉。

　　對一開始由上海警方偵查此案，坊間已有人發出善意提醒。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8條之規定，偵查人員和本案有利害關系或者與本案當事人有其他關系，可能影響公正處理案件的，應當自行回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要求他們回避。襲警案件的特殊性，常使得偵查員與受害者“二為一體”。在此類案件中，應當盡可能改變管轄，以確保刑事訴訟的回避制度得以真正落實，這是既保護嫌犯又保護辦案人員的“雙贏”策略。

　　畢竟，回避與其說是對偵查員原有職責的限制，不如說是施以“隔離式的保護”，以免其迫于感情困境而偏離法律，或者即便嚴格合法，也將因身份尷尬而遭受不必要的質疑。在此之后，由警方主持或委托對嫌犯做精神病鑒定，將進一步凸顯“回避”的問題。這并非吹毛求疵，因為回避不力，可能導致整個偵查過程缺乏合法性和說服力。《北京市精神病司法鑒定管理辦法》就規定說，違反回避制度等法定程序的鑒定結論為無效證據，應予以排除。

　　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在法院做出有罪判決前，任何人都不應當被烙上罪犯的“金印”。此前，偵查工作惟一的導向和依歸應是“剝繭抽絲，一步步查實真相”，斷無一上來就定案，并著力為此而準備“防守反擊”。不僅如此，偵查機關還應堅持“全面收集證據”的原則，既要收集不利于被告人的證據，還要以同樣的精力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對可能出現的不同聲音，早有考慮和應對，是必要和負責的；但先做司法鑒定、“以防有人辯解”的態度，更像是出于受害人而不是行使偵查權的公共部門。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當年邱興華連殺10人，學界對通過該案確立“司法精神病鑒定規則”呼聲頗高。遺憾的是，當地兩級法院未能如其所愿。目前，《北京市精神病司法鑒定管理辦法》雖受稱道，但只是地方法規；國家級的《關于精神疾病司法鑒定暫行規定》滯后且粗疏。建議有關方面抓住個案機會和現實需求，盡快統一厘定司法精神病鑒定的具體規則，以解“每有極端惡性案件則必有精神病之爭，且難有定論的爭議本身甚至模糊了人們對惡的認識和反思”的“沖淡主題”現象，在規則厘清的基礎上凝聚、砥礪和提高社會的共同價值。

　　□余樵(北京 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