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輕騎集團原董事長張家嶺一案繼續開庭審理。在當天庭審中，張家嶺在最后陳述中表示，自己的一生不堪回首，他反復思考自己的一生，非常痛心。他表示知罪、認罪、悔罪，希望法庭能寬大處理。

　　張家嶺受審

　　挪用600多萬元給他人卻被賭博揮霍

　　7月3日，幾十名被告人親屬坐在下面旁聽，整個法庭氣氛莊重。坐在被告人席上的張家嶺兩鬢斑白，頭發有些稀疏，但神態比較平靜。3日下午，法庭先審理了他和輕騎集團原辦公室主任張春生挪用公款，以及張春生故意傷害張家嶺的犯罪案情。

　　1997年前后，張春生由于賭博被免職后離開輕騎集團。后來，他找到海南新大洲摩托車股份有限公司的經理，說自己想借錢做摩托車配件生意。張春生說，需要80萬美元。經理說自己說了不算，需要董事長同意。

　　這樣，張春生來找張家嶺。據之前張家嶺供述，張春生威脅要告發他,于是他答應了張的要求，令海南新大洲公司借給張這筆錢。當時新大洲的經理說，公司借給個人不好做賬，應讓張春生先成立個公司。而且借這么多錢風險較大，需要輕騎集團提供擔保。張家嶺答應了。

　　隨后，新大洲方面幫張春生成立了一家公司。600多萬元人民幣就這樣借給了這家公司。張春生拿到錢后就失去聯系。后來證實，他又去澳門賭博，把錢都輸了，根本沒做配件生意。

　　2006年3月22日下午，張春生再次去找張家嶺，據其說是談摩托車包裝箱生意。但張家嶺曾說張春生是又去跟他要錢，兩人談不攏。張春生拿出一把折疊刀，朝張家嶺身上捅了幾刀。聽到呼喊的輕騎員工踹開門，將張家嶺救下送去醫院。張春生離開后躲到了云南。

　　公訴人建議法官從重處罰張家嶺稱異議不是翻供

　　隨后的法庭辯論中，公訴人提出，張家嶺在調查期間，能主動交代有關機關尚未掌握的受賄、貪污、挪用公款的罪行，但張家嶺在三天的庭審中供述有出入，所以不能認定為自首，建議法官量刑時要從重處罰。

　　這顯然給張家嶺很大壓力。在隨后的自我辯護中，他一再解釋，他只是提出幾個需要說明的問題，只是在一些方面提出異議。“我覺得異議并不等于翻供”，甚至在他的最后陳述中，他一再強調，他不回避、會直面自己所犯的罪行，他一貫的態度是不上推也不下卸，不怨天也不尤人。“庭審中由于我表達方式的不當，沒把握好，向法官和公訴人致歉。我無意躲避事實。”

　　是否構成信用證詐騙引發控辯雙方激辯

　　對于指控的六項罪名，張家嶺基本沒有辯解，只是對信用證詐騙有些異議。他說，從1994年開始使用信用證融資，當時不知道是非法的，主觀上沒有詐騙的故意。

　　輕騎集團和他本人一直積極還款，如果不是后來集團陷入困境，還是有能力償還的。

　　張家嶺的辯護人對信用證詐騙和私分國有資產的指控都作了無罪辯護。辯護人承認，輕騎集團及張家嶺是虛構貿易合同騙取信用證，但不構成信用證詐騙罪。因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為了獲取企業發展需要的流動資金。自1993年起，國家實行緊縮銀根政策，企業從銀行獲取資金越來越難。當時輕騎集團面臨擴大發展的機遇和激烈的競爭壓力，正是這樣才有了利用信用證融資。況且，所借資金全部用于集團的生產經營，輕騎集團也努力予以歸還。辯護人指出，1995年至1999年間，輕騎集團經營形式大好，客觀上不會產生非法占有的目的。

　　對此，公訴人反駁，從現有證據看，輕騎集團存在非法占有目的，采用開新證還舊證的辦法正是其表現。獲取流動資金只是犯罪目的，目的可好可壞，并不影響犯罪構成，這就像貪污后捐給災區一樣。

　　“我的一生不堪回首”“我希望有明天”

　　法庭辯論結束，在被告人的最后陳述中，張家嶺語調平緩地說：作為被告人坐在法庭上，心情非常沉重。我因為涉嫌六項罪名被關押在看守所一直到開庭審理，反復思考自己的一生，非常痛心。我對不起黨、人民和妻女。

　　他總結了犯罪的原因，一是因為生產經營過程中沒有風險控制、追蹤機制，企業處于高位風險經營。“順利時能快速成長，但經不起風吹草動，一旦出問題很難把握。”二是缺乏學習，法律知識欠缺。“生產經營中理想化色彩很濃，憑想當然做事。”所以發生了信用證詐騙這樣的事。三是對自我的約束和改造不夠。正是這些，讓他“由原來的立志報國逐漸變為為個人牟利。”

　　“我很快會由被告變為罪犯，我已做好思想準備。我希望有明天，告別昨天。我深知我的罪行很難有彌補的機會，但希望法庭能根據法律寬大處理。”

　　“我的一生不堪回首。一生的絕大部分時間在輕騎度過，整整24年。從我到了這個廠就沒安穩過，一直在上上下下反反復復中度過。坐在被告席上，我非常痛心。我表示知罪、認罪、悔罪。我會在今后的監獄生活中好好改造自己。”

　　張家嶺的辯護人說，張家嶺對中國摩托車行業做出了突出貢獻，對濟南市也做出了貢獻，雖然功過不能相抵，但希望法庭量刑時能予以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