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我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這就是《刑法》關于“斡旋受賄”的規定。斡旋受賄，在法律上要以受賄論處。中國農業銀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部原職員仲方維就是因為觸犯了這一條，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

　　　“我當時只是說‘都是朋友，多多幫忙’，這些不過是朋友聊天中的客套話罷了。”直到走上法庭，仲方維依然覺得自己的行為和犯罪搭不上邊。

　　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通過二審程序認定：被告人仲方維在擔任中國農業銀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部職員期間，接受北京鑫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鑫博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張承華請托，利用其在農行任職的便利條件，通過他人找到中國農業銀行北京市分行崇文支行沙子口分理處主任許曉寧等銀行工作人員，分別為北京山潤通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山潤通公司”)及鑫博信公司在農行崇文支行的貸款業務提供幫助。在貸款業務辦理后，仲方維收受山潤通公司經理山松給予的1臺價值3582元的數碼攝像機，并向張承華索取82萬元好處費，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故裁定駁回其上訴，維持一審法院以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十三年的判決。

　　1 詐騙案牽出賄賂大案

　　2007年3月，北京市崇文區檢察院公訴二處對犯罪嫌疑人、鑫博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張承華涉嫌合同詐騙案進行審查起訴。公訴處的干警在審查案件中發現，張承華在口供中提到，在得到這筆貸款之前，農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部職員仲方維在貸款前向其索要過180萬元的“好處費”。同時，受理上述貸款申請業務的農行北京市分行崇文支行沙子口分理處主任許曉寧亦存在受賄嫌疑。由于所發現的線索涉及重大的職務犯罪，公訴二處立即將線索移送給該院反貪局調查。

　　同年3月26日，崇文區檢察院對仲方維和許曉寧分別以涉嫌受賄罪立案偵查。

　　對于張承華涉嫌合同詐騙案，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從2006年開始就開展了偵查工作，但在偵查過程中，公安部門最初并未發現貸款中涉嫌職務犯罪的問題，仲方維、許曉寧在這個詐騙案里扮演了證人的角色。仲方維和許曉寧在公安機關和本單位紀檢部門找其了解情況的時候，均表示不存在不廉潔問題。銀行最后結合他們在工作中的違規行為分別給予了相應的內部處罰。因此，在反貪干警開始進行偵查前，他們已經對受賄問題進行了多次串供及其他反偵查準備，這給偵查工作帶來極大的困難。

　　由于以上不利因素，在準備對仲方維、許曉寧報請決定逮捕的時候，偵查人員犯難了：二人的部分口供和取得的部分證據符合一定的逮捕條件，但是也存在部分證據和嫌疑人口供矛盾或證據不是特別完備的情況。

　　根據張承華的供述，在他向仲方維提出幫忙貸款的要求時，是仲方維跟他談好按照3000萬元的6%給予好處費，而且在貸款下來后他分兩次以支票形式給了仲方維180萬元好處費，但是仲方維只承認以支票形式接受了82萬元的好處費；另外，對于許曉寧，僅查明他在為兩個公司申請貸款提供幫助后收受兩公司5臺數碼攝像機的問題，對其他受賄問題，許曉寧緊咬牙關，拒不供認。雖然種種跡象表明，許曉寧也絕非他所講的只是收受了幾臺攝像機那么簡單，但由于報捕前時間有限，導致未能取得相關直接證據，所以在報捕問題上也存在一定的不利條件。根據上述情況，崇文區檢察院領導和相關部門結合反貪部門在捕前僅能獲取的口供和部分證據，同時考慮到涉案金額、涉案人員等情況，在對該案當時現狀和發展前景作了綜合分析的基礎上，果斷作出了對仲方維和許曉寧逮捕的決定。2007年4月9日，仲方維、許曉寧被依法逮捕。

　　在辦案很難進展下去的時候，偵查人員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許曉寧在供述中提到，自己收受的5臺攝像機，其中有一臺他送給了農行崇文支行貸前調查部門的信貸員王玉柱。辦案人員對王玉柱的調查取得了突破進展：王玉柱承認“拿了人家40萬元”。隨后，王玉柱交代了整個受賄過程。

　　2“都是朋友，多多幫忙”的罪惡圈

　　突破了王玉柱，反貪干警乘勝追擊，很快，本案的真相終于水落石出：在鑫博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張承華以及山潤通公司總經理山松分別向農行崇文支行申請流動資金貸款和個人汽車按揭貸款過程中，仲方維、許曉寧、王玉柱三人均收受了好處費，而仲方維在其中起到了關鍵的“紐帶性作用”。

　　2003年春天，張承華向時任農行朝陽支行朝外大街分理處外勤的仲方維提出，希望他能幫助山潤通公司聯系申請個人汽車按揭貸款額度的業務。仲方維通過朋友找到了剛被任命為農行沙子口分理處主任的許曉寧，請其幫忙。由于分理處是負責受理貸款申請、發放貸款的平臺，許曉寧在對山潤通公司進行實地調查之后，將調取的該公司的申貸材料報送農行崇文支行個人業務部審查。

　　2004年春節前，山潤通公司汽車按揭貸款經農行崇文支行審批后，山松送給仲方維一臺攝像機，送給許曉寧兩臺。

　　在仲方維等人為山潤通公司聯系汽車按揭貸款的同時，2003年“十一”前夕，張承華也向仲方維、許曉寧提出想要申請一筆貸款。據許曉寧供認，張承華對他說想從農行崇文支行申請3000萬元流動資金貸款用于購車，在許曉寧提出鑫博信公司的經營范圍不包括整車銷售時，“張承華說山潤通公司是鑫博信公司的子公司，可以通過山潤通公司進行汽車銷售，并以山潤通公司名義申請這筆貸款”。許曉寧帶著農行崇文支行公司業務部客戶經理王玉柱一起前往鑫博信公司進行實地考察，與張承華談貸款一事。后來，仲方維找到張承華，告訴他貸款的事情基本上有譜了，但需要一些打點關系的費用，并提出讓他給3%的“返點”。2004年1月，鑫博信公司的3000萬元貸款申請獲批，張承華開了兩筆共計82萬元的兩張轉賬支票給仲方維。隨后，仲方維找山松把支票換成了現金。

　　許曉寧也收到了張承華托人轉送的4臺攝像機，許曉寧將其中一臺送給了王玉柱。

　　2004年春節前一天，王玉柱接到許曉寧的電話，稱張承華因過節為他們二人準備了“兩箱蔬菜”，讓他到張承華的公司去拿。當天，王玉柱趕到張承華的辦公室，張承華從保險柜中取出4捆人民幣現金(共計40萬元)給了王玉柱，稱這是為貸款一事對其及許曉寧表示的感謝。回去的路上，王玉柱打電話告知許曉寧張承華給錢的事。

　　在得知王玉柱供述了收錢過程之后，張承華也不得不承認了其向許曉寧、王玉柱行賄40萬元的犯罪事實。

　　3是“普通聯絡”還是斡旋受賄

　　此案的犯罪事實已經基本清楚，接下來，法律定性問題又成為擺在面前的一大難題。特別是對于仲方維的行為是否屬于斡旋受賄，崇文區檢察院業務部門之間存在諸多爭議。

　　我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這就是《刑法》關于“斡旋受賄”的規定。斡旋受賄，在法律上要以受賄論處。如何把握“利用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在司法實踐中是認定斡旋受賄行為成立與否的關鍵，也是實踐中和理論界爭議比較多的問題。為此，干警們翻閱大量法律規定及相關司法解釋，尋求理論支持。

　　仲方維的行為是否屬于利用本人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這是問題的關鍵。有人認為，仲方維沒有直接利用自己職務范圍內的權力索取或收受賄賂，不能構成斡旋受賄行為。但是，崇文區檢察院的檢察官們經過認真研究后認為，結合《刑法》的規定，不能狹義地理解為只有斡旋受賄人與直接利用職務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國家工作人員存在職務上的制約關系才能形成此種“便利條件”，這種說法不能客觀反映“利用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的真正內涵。同時，依據《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解釋――“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規定的‘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是指行為人與被其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在職務上雖然沒有隸屬、制約關系，但是行為人利用了本人職權或者地位產生的影響和一定的工作聯系??如單位內不同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上下級單位沒有職務上隸屬、制約關系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有工作聯系的不同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上述理解也與該《紀要》的精神相悖。另外，如果仲方維的行為無法認定為斡旋受賄行為，會給不法分子留下利用法律漏洞獲取非法利益的可乘之機。

　　結合本案查明的事實――仲方維正是利用自己先后在農行朝陽支行、北京分行工作的便利條件，在接受張承華的請托后，利用農行崇文支行許曉寧等人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張承華謀取的是不正當的利益(即貸款人編造虛假事實騙取銀行貸款，王玉柱等人違規操作)，事前談好、事后索取張承華82萬元好處費的行為，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的相關規定。

　　最終，崇文區檢察院經過檢委會討論后，將仲方維等三人以涉嫌受賄罪起訴到法院。

　　2008年5月5日，崇文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上述三人均構成受賄罪，判處仲方維有期徒刑十三年；判處許曉寧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個月；判處王玉柱有期徒刑十年。一審判決后，三人均提出上訴，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已對仲方維案作出維持一審判決的裁定，許曉寧、王玉柱案尚處于二審程序之中。

　　4特殊領域職務犯罪的預防難題

　　　案子成功地偵結了，也成功地起訴了。但檢察官們的心情并沒有因此而輕松起來。

　　通過對此案的偵查和起訴工作，反貪、公訴部門的檢察官們都有著一種深刻的同感。那就是，金融領域賄賂犯罪的查辦如此困難，有著它復雜和深刻的行業背景：第一，銀行貸款工作專業性很強，程序相對復雜而封閉性較強，這為其工作人員利用規則實施違法犯罪行為提供了較大的空間，也為這類犯罪的查辦工作帶來了困難；第二，金融系統內部制定的相關工作規則特別是監管規則存在一些漏洞，對內部職工的監督管理有失嚴格和系統，監管工作的疏漏，為內部職工非法操作提供了便利；第三，作為金融工作人員，如果只有金融知識而法治觀念不強，法律知識欠缺，更容易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面前喪失自我，從而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經過全面而細致的總結，崇文區檢察院的檢察官們覺得，對于像銀行這樣的特殊領域的職務犯罪，事前的預防要遠遠重于事后的查辦。因此，在該案一審判決后，崇文區檢察院向農行崇文支行發出了一份檢察建議書，建議完善相關工作規程，堵塞制度漏洞，加強對內部工作人員的監督管理，加強隊伍的法治教育工作。據悉，這一建議已經引起了農行的高度重視，產生了良好的實際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