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快讀

　　“無論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手拉著手，生死不離！”

　　四川汶川大地震發生之后，成龍演唱的這首充滿溫暖和力量的《生死不離》感動了許多中國人。如今，在北京市一家知名KTV的“新歌速遞”中，這首歌已經赫然其中，供大家點唱。

　　據了解，為KTV提供如此迅速和全面點歌服務的是VOD系統。目前，在卡拉OK經營行業中，80%以上的KTV經營者使用VOD系統為消費者提供歌曲伴唱服務。

　　然而，經權威部門調查，VOD系統供應商在大量復制那些受著作權法保護的音樂電視作品時，幾乎從未得到過相關著作權人的任何授權和許可，而每一個盜版曲庫中均含有非法復制品數萬首，侵犯了國內外數百家唱片公司、數萬名歌手、數萬名詞曲作者的權利。

　　□治理最大難點在于隱蔽性強

　　□版權法律不缺執法才是關鍵

　　目前，在卡拉OK經營行業中，80%以上的KTV經營者使用VOD系統為消費者提供歌曲伴唱服務。所謂VOD，即視頻點播，是近年來新興的傳媒方式。

　　據業內人士介紹，“歌曲庫”是VOD點播系統中最為核心的內容，其采用數字化手段，通過壓制、灌錄、拷貝、編輯等方式，將音樂作品轉換成適合卡拉OK演唱的形式，然后復制存儲于VOD點播系統服務器硬盤中。歌曲庫中歌曲的多少，更新程度的快慢都直接關系到系統供應商的競爭能力。

　　中國音像協會、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卡拉OK版權運營中心副主任呂文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正是為了提高自己的競爭力，有些系統供應商為爭取更多的客戶，四處“收集”歌曲，以形成“自己”的歌曲庫。而這個過程就容易出現大量的侵權行為。

　　利益驅使導致侵權泛濫

　　呂文舉向記者介紹了VOD系統供應商的一些侵權方式：有些將自己收集的盜版歌曲的曲目公布在公司網站上用于招攬客戶；有些通過網絡下載、購買出版物或從其他VOD系統商處拷貝盜版曲庫；有些VOD系統商還以同樣的盜版方式向店家提供新歌的定期更新服務，使得盜版行為長期處于持續狀態。其形成的“歌曲庫”對于權利人和使用者來說，就是一個海量的盜版歌曲的集合。

　　“眾多VOD系統商明目張膽地‘掠奪’權利人作品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巨大利益的驅使。”呂文舉一針見血地指出。

　　據他介紹，一項不完全統計顯示，全國大約有30萬家KTV企業，現有VOD行業的直接產值已經達到160億元以上，間接產值超過300億元。

　　“與VOD系統商獲取暴利對應的是音樂權利人的大量勞動成果得不到回報的現實。”呂文舉提供的另一組數據顯示：每年權利人在此行業中版權的損失(按照直接產值的15%計)超過20個億。

　　“這是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不爭事實，使得許多依靠正版生存的VOD系統商逐漸被擠出這個行業，低成本高回報，使得VOD系統商猖獗地進行盜版。魚龍混雜、不規范，甚至以行業形式進行侵權活動，就是整個VOD行業的現狀。”呂文舉無奈地說。

　　隱蔽成為治理侵權難點

　　呂文舉說。與傳統單件盜版復制的行為相比，VOD系統商的侵權行為實施起來更容易、更廣泛，對權利人的侵害程度更惡劣，對社會的危害程度更嚴重。

　　呂文舉打了一個簡單的比方，來說明在盜版侵權中KTV和VOD的關系：VOD就是偷自行車的賊，其行為屬于犯罪；KTV則像是買贓者，其行為屬于違法。

　　“VOD系統提供商在明知未經權利人許可的情況下，以商業規模大肆非法復制數萬首音樂電視作品，得以賺取最大的經濟利益的行為，已經構成了刑法第217條規定的侵犯著作權罪，同時也違反了著作權法第47條，直接侵犯了權利人的復制權。”呂文舉說。

　　據了解，2007年，國家版權局在給中國音像協會《對<關于卡拉OK歌廳使用音樂作品和音樂電視作品涉及著作權問題的請示>的復函》中曾明確指出：如果VOD點播系統及點歌用曲庫的生產商，未經許可將受版權保護的音樂和音樂電視作品復制進其生產的點播系統和曲庫中，則可以認定VOD點播系統及點歌用曲庫生產商實施了侵權復制行為，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法律條文、規章制度包括政府態度都是如此明朗，那么，為什么VOD系統提供商的侵權行為還是如此猖獗呢？呂文舉說，最大的難點就在于它的隱蔽性。

　　據介紹，VOD點播系統采用的主要方式是復制，而在實施此類盜版行為時，對復制設備并沒有什么特殊的技術要求，僅需要幾臺電腦就能完成對大量作品的盜版過程，家庭都可成為作坊，也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因此特別不易被執法機關發現，這與傳統的盜版商花巨資購買光盤生產線的方式相比，侵權更為便捷，被侵犯的權利人的數量也是傳統侵權行為無法比擬的。

　　加強執法更新條款方能治本

　　“科技發展的速度，遠遠快于法律體系的發展和完善。”呂文舉說，知識產權雖然是無形的，但是它的載體卻是有形的，法律也不可能窮盡和涵蓋所有，這使得音樂權利人總處于弱勢地位。

　　呂文舉認為，相對而言，版權保護的法律體系已經是比較全面和超前的了，在實踐中更多的是需要把這些立法宗旨準確和完善的貫徹下去。

　　據了解，關于VOD系統提供商侵權的問題，其實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起步發展之后就存在了，但是，直到去年云南冠聯科技有限公司因向16家KTV發行盜版歌庫，其法定代表人涉嫌侵犯著作權罪被逮捕之前，國內并沒有此類任何的執法實踐。

　　呂文舉建議，相關職能部門要樹立起強烈的法律意識，對侵權者嚴懲，對消費者發揮好積極的引導作用。“因為版權保護不僅僅是依賴于立法，更需要執法者和消費者的全力配合，在社會上形成‘版權保護人人有責’的良好態勢，才能應對各種侵權行為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

　　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知識產權教學與研究中心主任劉春田則建議，進一步完善兩高的司法解釋，增加對利用數字復制技術進行侵權盜版的相關司法打擊條款，提高立法和司法解釋的可適用性。劉春田的建議是針對“云南冠聯”案中，如何認定其刑事責任的光碟張數而提出的。

　　據了解，在“云南冠聯”案中，警方查明，冠聯公司歌庫內的5650首歌曲與中國音像協會和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提供的版權作品相同，共復制發行了15個盜版歌庫。依據司法解釋規定，“復制發行500張/份光碟可追訴刑事責任”，但如何將數字化曲庫作品的“首”換算成司法解釋的“張/份”，成為對犯罪嫌疑人進一步追究刑事責任的最大障礙。

　　此案暴露的一個問題就是，VOD系統商非法復制的盜版曲庫中，3至5萬首的音樂電視作品是存儲在一個硬盤中的，和傳統的存儲十多首歌曲的光盤和錄像帶等載體有著明顯的不同，如何為其科學準確的定罪成為法律結點。

　　在記者的調查中，許多刑法學家呼吁執法機關不要機械套用“500張/份”的規定。因為，如果按照司法解釋，那么VOD系統商非法復制500個硬盤才追究其刑事責任，這顯然不合理，會使眾多的嚴重侵犯著作權者逍遙法外。(記者 席鋒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