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大法學院的3位教授收到了北京市發改委和市交通委對《公開首都機場高速路收費信息的申請》的答復———據6月25日《中國青年報》報道，答復中只明確回答了機場高速的投資總額及4年來的通行費收入，未對“貸款總額和收費資金去向”這一核心問題給予直接答復。此外，首發公司至今未給予任何回復。對此，教授們表示將和有關部門進一步協商，不排除采取相關法律手段。另據最新消息，首發公司已表示愿意與3位教授進行溝通。

　　避重就輕，避實就虛，這種選擇性答復看起來頗為“高明”——既答復了申請人，避免遺人口實，又無關痛癢，不傷筋動骨。值得警惕的是，這種選擇性答復在現實中并非孤例。比如，湖南湘潭大學法學院倪洪濤等6位法學博士，要求湘潭市政府公開湘潭市四座大橋收費信息，在沒有得到滿意的答復后，其中5位博士起訴了湘潭市政府。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已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條例讓人充滿期許，被稱做“陽光法案”。按此條例規定，政府部門應該主動公開相關信息，若不然，公眾可提出申請，要求政府公開信息。

　　有報道說，首發公司曾表示，他們不是政府機關，信息公開和他們沒有關系。而教授們認為，不能狹義地理解《政府信息條例》中“政府”的涵義，《條例》明確規定，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公開政府信息的活動，適用本條例；教育、醫療衛生、計劃生育、供水、供電、供氣、供熱、環保、公共交通等與人民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公共服務事業單位在提供社會公共服務過程中制作、獲取的信息的公開，參照本條例執行。

　　那么，相關部門為何會避重就輕、選擇性公開信息呢？筆者認為不外乎三點原因。

　　其一，條例可操作性有待加強，細節有待具體化，這給一些單位拒絕公開核心信息留下一定盲區。其二，一些部門擔心一旦信息公開，可能引出不少“麻煩”。比如，一些部門在資金征收和使用上習慣于隱秘化，一向對外界諱莫如深。其三，一些人動輒拿敏感問題、個人隱私或國家秘密作擋箭牌。當不想公開信息時，明推暗阻，尋找種種借口，不予公開。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基本理念是“以公開為慣例、以不公開為特例”。相關部門和人員必須盡快適應在信息公開中生存、在輿論監督中生存的態勢。

　　面對選擇性公開現象，一方面申請人不能輕易偃旗息鼓，要窮追不舍；另一方面相關部門要在進一步細化應公開條款的同時，對那些敷衍塞責、拒不公開信息的部門和人員，給予應有的懲戒。(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