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增強司法的抗干擾能力，才能讓各級法院在面對作為被告的政府部門時無所畏懼，由此才能在監督督促政府信息公開上有所作為

　　焦急中等待了52天，依舊沒有得到法院是否立案的通知，近日，全國首例市民狀告“政府信息不公開”的行政訴訟案原告———湖南汝城縣原自來水公司5位退休職工向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據記者了解，5月1日以來各地頻現信息不公開行政訴訟案，然而時至今日，沒有看到法院受理狀告政府信息不公開行政訴訟案件的相關報道，信息不公開行政訴訟案立案遭遇瓶頸。(6月25日《法制日報》)

　　記得在該案被媒體報道之初，筆者就撰文《用司法訴訟倒逼政府信息公開》，對此類案件進入司法視域的意義不置可否，并期望法院可以通過審判活動倒逼政府信息公開。如今看來，就像我文中結尾所擔憂的那樣，囿于行政體制之下的司法機關，并不能立即滿足民眾要求政府信息公開的司法訴求，甚至自身陷入某種尷尬困境。

　　首先要說的是，不管體制境遇如何，法院的上述拖延已經嚴重違反了訴訟法的規定。按照我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接到起訴狀，經審查，應當在七日內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而記者報道的多起案件，都大大超出了這個期限，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對當事人而言，訴訟的第一道程序正義就被拖延得蕩然無存。

　　其實，自5月1日《條例》實施以來，此起彼伏的政府信息不公開案就表明，立法的效應已如春風吹遍城鄉田野，公民心底的知情權訴求已被驟然間撩起，這對國家的法治建設原本是難得的機遇。然而，一面是廣大公民對“透明政府”的熱切期待，一面是政府部門“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沉重慣性；一面是公民主張知情權而訴諸司法的“井噴”趨勢，一面則是法院對送上門的“第一只螃蟹”謹小慎微。如此，政府信息公開不僅遭遇著行政執法困境，同時也面臨著訴訟困局。

　　面對公民的權利主張，司法緣何顯得如此被動？表面上看，受案法院遲遲不立案的理由是《條例》對政府信息公開范圍的規定缺乏可操作性標準，司法機關難以把握；但從更深層面分析，對于此類“牽扯關系甚大”的案件，不排除司法機關懼于行政權威而不敢輕易接手的可能。在挑戰行政權威的當口，政府信息不公開案無疑會成為特定時期的一個“燙手山芋”。

　　即便如此，筆者依然堅信，司法作為一支捍衛法治的終極力量，能夠且必須對政府起到強勁的監督和制約功能。缺乏強有力的司法救濟，單靠政府部門的良知與自覺，信息公開對普通公民而言仍無異于畫餅充饑。只有讓那些不遵循政府信息公開規則的部門和部門負責人親身體驗一下“當被告的感覺”，才能將其逼到信息公開的問責石壁，讓他們感受到身處信息公開強大洪流中的危機，從而迫使其徹底改變傳統行政思維，從骨子里植入尊重民權的現代行政理念和行政方式。

　　那么，又該如何破解當前的這種司法困局呢？從根本上說，應當通過深化司法體制改革謀求司法機關獨立于行政的獨立性。只有增強司法的抗干擾能力，才能讓各級法院在面對作為被告的政府部門時無所畏懼，由此才能在監督督促政府信息公開上有所作為。就當前而言，我以為只能寄希望于最高司法當局。作為國家最高司法領導機構，最高人民法院應當盡快研究對策，出臺相關司法解釋，使各級法院在受理此類案件時有章可循。而最顯當務之急的，乃是各級法院須嚴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之規定，“7日內不能決定是否受理的，應當先予受理”，啟動對政府信息不公開案的司法程序，還公民一個程序正義。否則，在司法遲遲無所作為的被動尷尬中，損害的最終將會是司法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