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支獨特的返鄉隊伍。29個人有男有女，在廣州出發后卻各自孑然一身鉆上火車。和5月12日以來無數走在這條路上的人一樣，他們要趕往四川，那片被撕裂的土地。

　　只有特別細心的人，才會注意到他們的與眾不同——低垂著頭，不愛與人搭訕，男人大多剃個光頭。

　　6月20日中午，17歲的徐星(化名)回鄉剛好一個月。站在紅星村村民何安貴家屋頂上幫忙重建的他現在是一個志愿者，沒有人知道少年隱藏的秘密。

　　5月20日，廣州司法局要求9個勞教場所統一放人——依法減期，提前釋放余期在3個月以內的29名四川籍勞教學員，讓他們返回家鄉。

　　“我們在做一個試驗，我相信人的本質是善的，在大災難面前揚他們的善，展現人性。”廣州市司法局局長盧鐵峰與勞教局政委廖伯祥說起這個大膽的決策，都喜歡用“一錘定音”一詞。

　　當然，他們也不諱言決策背后存在“放虎歸山”的風險。司法界的反響很強烈，行內人說廣州正在進行一項應對特大災難的“司法實踐”；江蘇徐州等地卻悄然跟上，陸續效仿。

　　29個人返鄉后都干了什么？本報記者跟隨干警，找到隱藏在災民中的他們。

　　徐星是我們找到的第一個。他回鄉剛好一個月，頭發已經長出來了。

　　什邡市湔氐鎮的氣溫有點高，徐星手里有根鋼筋，任務是撬下屋頂仍完好的椽子。他已記不清何家是第幾站，說自己只是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幾天里，來探望他的廣州市少教所周副大隊長目光里總是驚訝，“也許因為地震，也許因為提前解教，他有了很大的變化”。

　　“無論做多好都是打罵”

　　離開廣州市少教所那天，距離徐星的最終解教期——2008年8月21日還差60多天。2007年7月22日，他因“與同伙在昌崗中路南方花園附近的人行道搶奪事主價值人民幣2011元的項鏈一條，被決定少年教養一年”。

　　每一個曾經桀驁不馴的少年背后，都有自己的心靈創痛。

　　徐星的家在四川省達州市。最初，徐星的父親是海南建筑工地的一個小包工頭，愛賭；回到四川后，父母在鎮上租了幾個門面做生意。不久后，徐父因賣黃碟而進了派出所。

　　從派出所出來，徐星的父母賣了門面到汕頭去打工，卻被騙搞傳銷。不久，徐母獨自一人回到四川，說了句“你爸爸說賺不到錢就不回來”之后，徐星就再也沒見到父親。

　　“那時我剛上初一，曾拿過全年級第三名。每天早上我總是把飯做好，把碗洗好再上學”。但在徐星的記憶里，無論做多好，母親總是打罵。

　　“我這么聽話，卻過這種日子，還不如像姐姐一樣玩”。初一下學期，“我用鐵棍打斷了同學的肋骨”，他對教導主任說，“不用你開除，我現在就不讀了”。

　　他被母親送到了當地一所私立的文武學校。初三那年沒參加畢業考試就離開了學校。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報復母親，“我想變壞，越壞越好！”

　　2007年上半年，徐星到了廣州，他的人生軌跡徹底轉向。

　　一次打架后，他在火車站待了七八天，“后來有幾個人過來找我，讓我跟他們一起工作”。

　　徐星說，他當時別無選擇。那是2007年6月份，“廣州已經很熱”。所謂的“工作”看似簡單，“主要是賣白粉，白粉沒貨的時候，就去搶東西”。2007年7月，徐星和同伴搶奪后順著馬路中間的護欄跑，準備掉頭過馬路的一剎那“撞到了面包車上，當時就暈了”。

　　“醒來后，我就想這下可栽了，起碼要在監獄里蹲三四年”。那一年，徐星16歲。

　　“我突然再也睡不著了”

　　16歲的徐星不能被判刑。他被送勞教，為期一年。

　　在少教所的日子，徐星每天6時30分起床，然后操練，“我們每天都要上課，學習一些法律知識，看一些教育片，然后就是干活，做些錢包、電子玩具之類的東西”。

　　不過他最愛干的事情是睡覺。“在里面，基本上很少想問題，只求時間混得快點就行了，只要一想事情就覺得時間過得很慢，就覺得難熬”。

　　為了多睡覺，徐星想了很多辦法，“我干活飛快，一般下午一兩點就干完了，剩下的時間我都可以去睡覺”。

　　“是地震改變了一切”。5月12日，徐星像往常一樣，電視新聞把他叫醒了。只要不下雨，每天晚上少教所都會組織大家看電視。“看電視的時候，不知道為什么，我突然睡不著了。看到電視里的畫面，我很難過，看到救災的場景，又很感動”。

　　“一直想哭，想發泄，但是發泄不出來”。徐星說，他所在的少教所一共200多人，其中有4個是四川人。其他人都睡下后，“我們四個人圍成一團，坐在那里，誰也不說話，誰也不想睡覺”。

　　此后的幾天，徐星再也不想睡覺了，“我很少說話，總覺得心里很難受”。

　　“擺在我面前有兩條路”

　　“我想出去幫點忙，出點力”。但徐星知道，勞教期還有兩個多月，這種想法不切實際。

　　這個“不切實際”的想法，此時卻在廣州市司法局的決策者中醞釀著。

　　5月18日晚，負責徐星管教工作的周副大隊長找到了徐星。“因為情況特殊，而且你的表現一向不錯，司法局想給你辦減期，回去參與抗震救災，重建家園”。

　　徐星記得，談話持續了兩個多小時。在別人求之不得的機會面前，徐星卻猶豫了。

　　“一旦提前放我，選擇的路就不一樣了”，徐星說。他覺得自己還沒有做好重新回歸社會的準備。“我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是原來的路，不接受，出去后繼續做小混混。第二條就是回老家踏踏實實地重新做人。”

　　“我的性格就這樣，一旦答應就是搭上性命也會做到。有人讓我打人，我去了之后才知道那個人是朋友，可我已經答應了，寧愿回頭讓他再打我一頓，也會打。”

　　周副大隊長沒有讓徐星立即答復，“你考慮好了，明天來找我吧”。這一晚，徐星第一次失眠。“我是繼續呆在這，還是回去抗震救災？”這是近一年來，他第一次認真地想事情。

　　天快亮的時候，徐星拿定了主意。“還是回去吧！積點德，可以減輕我以前做過的壞事，其實老老實實過日子也沒什么不好的”。

　　在徐星看來，少教所的行動迅速而有效率。在說出決定的當天，他的辦理減期的手續已辦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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