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12”汶川大地震以來，整個國家的力量被動員起來，抗震救災的緊迫壓倒一切，而此間的媒體筆墨與公眾關注也可謂竭盡全力。但是，有多少媒體關注的其他熱點因為地震的發生而瞬間淡出公眾視線呢？《南都周刊》的“跳檔新聞”盤點，讓我們想起那些曾經轟動一時而現在幾近煙消云散的焦點新聞：華南虎、“白宮”舉報人、“中華文化標志城”……(《南都周刊》6月10日)

　　隨著這些曾經的熱點冷卻，本應在媒體前期介入之后的制度跟進、原因探討與責任追究似乎也停滯了下來。筆者忍不住以小人之心暗自揣測，這些事件的相關當事人與潛在責任人，恐怕多少都會有點兒如釋重負的感覺吧。

　　即使這次《南都周刊》的“跳檔新聞”盤點，也是掛一漏萬。比如4月初，靠網友發帖而被曝光的廣西師大盛迎“俏秘書”事件。據筆者統計，從傳統媒體的接連介入，直至《南方周末》在4月下旬關于“廣西師大初步被專家評優”以及“中科大校長直言評估利弊”的追蹤報道，以及此間一直不停的輿論熱議，幾乎就是在山東發生火車相撞事故的同時，關于本科教學評估利弊的爭論停了下來……

　　這幾乎是所有新聞熱點的共同宿命。隨著新熱點出現，舊熱點總難免從公眾輿論的視線中消失，至于是否能夠得到最終解決、結論究竟如何、責任怎么追究就要看各自的造化了。

　　我們無法回避“狗熊掰棒子”式的問責帶給我們的尷尬。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時期，問題的提出與解決很大程度上還孤懸一線地依賴輿論監督的推動(幾乎是推一下才動一下)。最鮮活的連鎖案例便是在2007年涌現出的一組“短信誹謗縣委書記”案件，從重慶“彭水詩案”到山西“稷山文案”，從海南“儋州網案”到安徽“五河短信案”，直到2008年4月的河南高唐誹謗案。幾乎一個模子刻出的重復事件，除了極個別案件得到糾正之外，又都幾乎在被媒體曝光之后，因為另一新案的爆出而歸于沉寂，至今都杳無音訊。更有甚者，5月15日，山西稷山縣人民法院竟然開審“誹謗縣委書記案”第二案(《現代快報》5月18日)……

　　在制度監督實質缺位與權力陰霾無休止越位的現實語境中，輿論對熱點追蹤的狂熱和媒體客觀規律的冷漠交織在一起，就必然出現一種“狗熊掰棒子”式的無效問責：總是掰一個新的，不得不丟掉舊的。

　　毋庸置疑，最直接的解決路徑當然是整個社會監督與問責機制的健全與真正奏效，以及制度性的啟動與運作：起碼接過媒體監督掰下的棒子，逐個解剖，一個都不放過。

　　進一步深究，便不得不涉及“我們的問責究竟是對誰負責”的命題。對上級還是對公民？如果答案是公民，那又將用什么樣的制度保證問責的常規運轉？(蕭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