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王石和萬科受到輿論的責備。就我而言，當看到王石那篇博客時，作為一個有過企業和NGO雙重從業經驗的人，我的第一感覺是，話說得都沒錯啊，不但對上市公司負責任，還說出了我們NGO人的心聲。后來想想，覺得是時機有問題，可能沒有考慮到災難之中公眾的情感。直到事情過去幾天了，沉下來重新檢討時，突然發現，確實錯了，但不是時機，而是角色。

　　王石是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同時還擔任了很多社會公益機構的工作職務，做企業一流，做公益也實實在在，他因此曾被網絡輿論追捧為“人民榜樣”。然而這也是他麻煩的開始。

　　“我認為：萬科捐出的200萬是合適的。這不僅是董事會授權的最大單項捐款數額，即使授權大過這個金額，我仍認為200萬是個適當的數額。”

　　在這句話中，“我認為：萬科捐出的200萬是合適的。這不僅是董事會授權的最大單項捐款數額”這個分句，我們看到王石坐在萬科的新聞發布會上對媒體說話。然而緊接著的后半句“即使授權大過這個金額，我仍認為200萬是個適當的數額”，這就突然間坐到公益機構的媒體溝通會上來了。該篇博客的后續內容里，也有類似的挪移現象。

　　企業的目標是長期和短期的利益，歸根結底到贏利；而公益組織從事的是公共事務，公共事務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或者提供公共服務。經營企業與管理公益機構，這兩者無論從價值訴求、基本原則、執行方式、管理運作和效果評估上，都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這是私人事務領域和公共事務領域的根本性差異而導致的，這個差異幾乎不可調和。

　　從這樣的視角看，王石身上的難題就是，身兼數職、一人跨兩界，如何平衡？而這種時候，嘗試將企業行為和公共行為一起來表述和闡釋，幾乎是不可能的。就像現任美國財長Hank Paulson，他曾身兼高盛總裁和大自然保護協會(TNC)的董事會主席，他不能夠坐在高盛的發布會上去代表高盛講解TNC的環保理念，也不能坐在TNC董事會里面說高盛的利益，更不能坐在美國財長的發布會上去幫TNC募資。但是，只要他明確地坐在某一個機構辦公室里面，明確地站在這個機構的立場上發言，一般都是不會有問題的，即便有個別的媒體和公眾會有挑戰，但也不會太過影響主流公眾的看法。不然，他就一定會被媒體說是在用TNC洗高盛的黑錢，然后賄賂總統當上財長的。

　　回到王石身上，我們會看到他的表述中皆混有企業立場和公益機構立場。在一篇博客里面，甚至在同一句話里面，將私利領域和公共領域中即便是最專業負責的話說出來，也會失去各自的光輝和公信力。

　　如果只是這樣，可能還不至于引起如此大規模的言論攻擊。在一個公共領域開放的國家中，很多企業家都參與在公共領域里面，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公益機構領袖，都有企業家的身影。久而久之，公眾就慢慢習慣和接受企業家的雙重身份了，他們自然就能用判斷公共事務的角度去理解你坐在政府辦公廳說出來的話或者坐在NGO發布會上說的話。然而我們的制度環境使我們缺少一個開放的公共領域，公共事務長期只是政府的事，信息高度不透明，公眾對公共事務很陌生，缺少公共權利和公共事務能力，許多人甚至不知道何為非政府機構。而同時，近年來由于愈來愈多的企業家捐資從事公益事業，企業家在媒體上逐漸成了公共事務領域活躍的角色。許多人就將此理解為老板們一邊謀利一邊謀名，要名利雙收，認為公益只是企業利益的擴展。他們不清楚或是忽略了，現代公益事業往往正是隨著市場和企業的發展而發展起來，企業家身兼企業家和公益人士身份本是成熟的市場社會極正常的現象。

　　王石留給公眾的印象就是一個著名企業家，在他博客的表述中，又并沒有把企業董事長的身份明確撇開，公眾自然理解為一個企業家在對他們說話。既然是企業家在說話，就要站在企業的利益出發點上，不應該在此探討如何利用企業來推進公共事務的問題。雞有雞路，馬有馬路，公共事務領域與企業經營領域是兩個不同的領域，邏輯原則不同，既不能扭曲企業來適應公共事務，也不能扭曲公共事務來適應企業。王石正好處在這個困境中，一會兒用企業原則來談論公共事務，一會兒用公共事務原則來談論企業，結果兩邊不討好。

　　中國在互聯網的刺激下，正從一個封閉社會中走出來，公共領域逐步向公眾開放，長期被壓抑的沒有話語權的普通網民，還處于忽然自由帶來的放縱與狂歡中，哄然參與干翻一個名流，會給他們帶來一種心理上的平等代償。無論是企業家還是官員，無論是精英還是大眾，大家面對公共輿論的興起和公共領域的開放都有些手足無措。理性務實如王石者，也沒有能號住公共輿論的脈搏。

　　現在需要的，是一個學習和適應的過程。老子云：“孰能濁而靜之徐清？”水渾濁起來了，以平靜的心態對待之，不去亂攪，自然會沉清下來。中國公共話語領域的成熟，還待自然生長。(郭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