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后，國內外數百家媒體記者勇敢地奔赴災區一線采訪，他們發回的文字、照片、畫面和互聯網信息，讓國人和世界了解災難真相，為此次特大災難的信息透明化作出貢獻。而絕大多數中國記者們在地震一線的出色表現，也令國際同行敬佩。但在艱難的采訪過程中，也有一些應該注意的地方。本報記者在此次抗震救災過程中，長時間隨軍采訪，并有機會與外國媒體同行深入交流，聽到他們的一些看法，寫出來供公眾和同行參考。

　　搶新聞應讓位于搶救人命

　　5月17日18時15分，河南消防總隊抗震救災突擊隊在什邡市鎣峰實業總公司穿心店生產基地綜合大樓廢墟下，經過70多個小時的艱苦奮戰，成功營救出一名被困124小時的31歲茶樓女工卞剛芬。

　　這次援救的過程，記者正好在離現場不遠的地方。隨同記者采訪的解放軍空降兵某師新聞干事劉圣德說：“看來又發現幸存者了！”我好奇地問：“為什么？”劉干事不經意地搖搖頭說：“看那小山頭上下無數的鏡頭，比救援人員還要多的記者就知道了。”他喃喃地說：“那樣會很危險很礙事的。”劉干事不愿意多說，但強烈建議記者不要前去。

　　一個半小時后，與記者同駐某師師部的武漢一家報紙的攝影記者氣沖沖地說：“簡直太亂了，我都被推倒在地了，有的記者真是太過分了！”通過他的描述得知，當卞剛芬被救援人員抬出來的一剎那，幾十名記者蜂擁而上，不顧武警的阻止，將其團團圍住拍照，以至于現場的武警指揮官動了怒才能擠出人群，將卞剛芬抬上救護車。一名現場醫護人員不滿地說：“生還者剛被救出來的時候，眼睛蒙的布太薄，照相機的強光會對她的眼睛產生強烈刺激，會傷了她的，你們記者就不能照顧點嗎？你們要搶新聞，可我們搶的是生命呀！”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軍官后來向記者說，部隊完全理解新聞媒體搶新聞、執行報道任務的心情，但同時也非常希望記者們能體諒救援部隊的難處。這位軍官告訴記者：“我們的小分隊深入深山執行營救任務，不能帶記者隨行是出于現實考慮，因為那樣的路記者們根本吃不消。可有記者就是不相信我們所說，其中有3名記者自行前往我們的營救方向，結果被困山中，最后不得不出動直升機營救。這既置自己于危險境地，也給業已高度緊張的部隊救援能力造成更大的壓力。”這位軍官最后給本報記者的一個懇求是：采訪可“別添亂啊”。

　　外國記者：“擔心妨礙救人，就閃到一邊了”

　　本報記者后來在紅白鎮，偶遇17日親歷卞剛芬獲救現場的一名美國記者和一名韓國記者。

　　這兩名記者都是特大災難報道的“老手”，經歷過印度洋海嘯和伊拉克戰爭的報道。記者問他們可否“搶”到17日當天卞剛芬獲救現場的新聞時，他們說：“記者太多太亂了，我們擔心妨礙救人，所以就閃到一邊了，那不是搶新聞的時候。”

　　這兩位不愿意公開姓名的老記者說，遇上大事件，記者搶新聞“是本能”，但首先得把職業道德放在第一位。現場記者最重要的職業道德，就是要有“人文關懷”。這種人文關懷是職業道德在特殊場合下的特殊要求。在事件現場，一定要處理好“搶新聞”和“搶救生命”的關系。記者本身也要懂得“避險”，不讓自己成為救援對象。

　　“新聞記者也要懂采訪心理學”

　　進行特大災難報道前要做好準備，有條件時最好派經過基本訓練的記者。記者在隨軍報道期間，部隊不時會遇到前來求助的男女記者，他們的共同特點是：行前帶足了現金或者銀行卡，但進入災區后卻發現，根本沒有可以花錢的地方，更別提刷卡了。即便考慮到帶水或者藥品，但所攜帶的數量極其有限，因此，這樣的記者最后往往被迫向部隊求助，而部隊不得不在自身供給有限的情況下，騰出專門的力量來接待記者，安排他們的食宿。一位與本報記者熟識的軍官說：“我們光是接待記者的壓力就很大，除了物質方面的壓力外，記者的來去無蹤最讓我們頭疼，因為一旦負責接待他們之后，就得考慮他們的安全，但他們往往并不告知我們行蹤，甚至不愿意讓我們了解行蹤，結果牽扯了我們相當的精力。”

　　“新聞記者其實也要懂采訪心理學，”來地震現場的一位美國記者告訴《青年參考》報記者：“讓處于困境中的人知道，大家都在關注他們，這樣就能讓受災的人看到希望。不過，如果處理不當，不顧及受災者脆弱的心理，那么只會適得其反，給采訪對象造成更大的傷害。這其實也是一種‘次生災害’！”（特派記者　邱永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