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童工之惡，光靠法制和法治遠不夠，它還須與產業結構升級和發展模式的矯治相結合

　　珠三角“四虎”之一的東莞市企業大量使用四川涼山地區童工的傷天害理惡行被媒體戳破，引起國內及港澳輿論大嘩。

　　這是繼去年山西“黑磚窯”事件之后又一宗震驚國際社會的“大惡”。

　　資本昧著良知使用童工，通常有三個層面的原因可作分析：

　　其一、童工來源地一般都系中西部尤其西部欠發達省區。在“欠發達”語境下，又集中于老少邊窮或國家級貧困縣鄉。人心都是肉長的，遑論自己身上掉下來的肉———因此，不論家長采取何種方式———被迫也好、默認也罷，說到底不是個缺心少肺的問題，而首先是生計所迫的問題，其中的一部分家長還有放孩子一條生路的考慮。這個判斷不是來自于邏輯推理，而是早年我在采訪貴州童工遣返新聞時，部分家長向我所倒的“苦水”。

　　其二、童工接收地對勞動者基本勞動保障的維權工作做得很不到位，中間還摻雜有勞動執法腐敗。

　　其三、地方政府眼里只認CDP，對本地勞動違法甚至犯罪現象(譬如大量使用童工)睜眼閉眼。就是萬不得已查處一次，也是為了應對和糊弄輿論。

　　而黑心的企業主則摸準了地方政府的心思，從而頂風作案、有恃無恐、恣意妄為。

　　這三個層面原因，無數學者、專家、時論者一起當“冷飯”炒了多年，局面非但難有大的改觀，反倒促使企業和地方變本加厲，花樣和手段不斷翻新。

　　還有一個原因比較隱蔽，未經點破通常不為常人所察。這就是大量使用童工的地區，其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模式通常有與眾不同之處。

　　筆者先從童工流向說起。只須上網搜索即可發現，童工案多發于東部沿海地區，但并非所有的東部沿海地區都在普遍和大量使用童工。拿長三角的蘇州比珠三角的東莞，兩地企業都以外向型居多。但蘇州多年來很少有使用童工的丑聞被媒體揭露。并非蘇州防患媒體能力強，也非蘇州企業對政府攻關功夫勝東莞一籌，更不是蘇州勞動執法比較過硬。經我觀察，一個非常現實的原因在于，蘇州外向型企業的產品檔次、技術層級和產業能級高出東莞一大截。另外，外資的構成也不同，蘇州的投資方以世界500強公司居多，以“歐美日新”大資本為主，而東莞則以港澳中小資本為主，有多年的事實為證，蘇州的“血汗工廠”遠少于東莞，還與歐美等大資本相對信守企業社會責任倫理，長期投資發展目光較遠，而港澳資本以急功近利居多，至于不講企業責任倫理，則與當代歐美文化與漢文化及東亞文化的差異有關。

　　繼續分析，同樣著眼長三角地區，假如拿浙江的永康等市對比珠三角之東莞，就堅守企業責任倫理的底線----不把它作為基本的企業行為約束，抑或說壓根就不把企業責任倫理當回事兒，那么，永康與東莞可以說曾經是一對難兄難弟。這又作何解？撇開“桌面上的那些事兒”，很重要的一條，仍在于兩市產業結構和發展模式的相對趨同性，包括資本結構和產品檔次乃至于生產的組織方式。

　　再回到蘇州說事，在筆記本電腦生產線上，在計算機芯片生產線上，甭說童工難以勝任，即便是符合勞動年齡的一般外來民工，也是難以勝任的。而類似于永康家庭作坊式的小五金生產，東莞的制鞋業等等，它不需要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只依賴勞動密集，且產品的平均利潤要普遍低于資本和技術雙密集的蘇州企業群，因而，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大量使用童工也就成為許多企業的不二法門。而地方政府勞動執法的不作為，慫恿并放大了不法企業主的“賊膽”，一來二去、長年累月，“孽債”越欠越多，此時，為逃避輿論對地方的質疑，地方政府對這種違法犯罪勾當更只能捂著、掖著直至“壓”……

　　可見，根治童工之惡，光空喊法制和法治遠不夠，它還須與產業結構升級和發展模式的矯治相結合。(魯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