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衢州市龍游法院近日判決：某少婦利用互聯網絡進行裸體聊天，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并處罰金5000元。(4月3日法制日報)

　　此案在公訴階段曾為如何定性產生爭論：有人認為裸體聊天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罪；有人認為構成聚眾淫亂罪；還有人認為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當然，也有人認為屬于社會風氣問題，不構成犯罪。法院最終選擇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是因為這個少婦在裸體網絡聊天中，收取了聊天對象的2.4萬元。這樣，少婦鮮活的肉體就被司法機關認定為“淫穢物品”。

　　按照罪刑法定原則，筆者認為，少婦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她的行為是一種通信行為。在通信過程中，展示自己的肉體，并以此獲得經濟利益，并非傳播淫穢物品。淫穢物品是一種獨立于主體存在的客觀事物。而肢體語言、鮮活的肉體在法律上不能被解釋為“物品”。如果把肉體物品化，那么，就有可能擴大刑法中有關“物品”的范圍，從而違背立法宗旨。

　　重要的是，刑法是憲法之下的法律，而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保護公民的通信秘密和通信自由。換句話說，為了保護公民的通信秘密和通訊自由，不允許司法機關將一對一的通信行為，看作是一種犯罪行為。在本案中某“觀眾”在獲得觀賞機會之后，向司法機關舉報，其行為非常可疑。如果屬于付費通信聊天，那么，可以認定其事先知道通信的內容；如果是辦案人員假扮“觀眾”，進入私人通信領域，誘使被告人進行裸體聊天，那么，涉嫌陷阱取證，證據的來源不合法。

　　在世界許多國家的刑法中，雖然打擊賣淫嫖娼活動，但對利用網絡從事色情交易總是采取一種非常謹慎的態度。原因非常簡單，網絡服務具有多重屬性，其中既有私人通信服務，也有公告服務。如果借助于網絡從事私人之間的通信活動，那么，司法機關就不能貿然介入。因為這樣做可能會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但如果在網絡上開辟公共聊天空間，聚眾從事色情交易，那么，其行為就構成聚眾淫亂。在本案中當事人只是利用互聯網絡通信技術，進行私人通信，雖然在通信的過程中夾雜著色情的內容。

　　在筆者看來，個人之間的通信內容非常豐富，如果授權司法機關審查個人通信的內容，那么就會妨礙公民的通信自由，這在現代文明國家是絕對不允許的。一些發達國家為了打擊恐怖主義，曾經授權司法機關對公民的個人通信實施監控，但是，監控機關的行為必須得到司法機關的認可，或者總統授權機構的批準，監控的目的不是為了打擊色情活動，而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換句話說，公民之間的私人通信只有在侵犯國家利益的情況下，才應受到司法機關的追究。

　　這種依據個人舉報而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的做法，不僅容易出現栽贓陷害、公報私仇的結果，而且極大地壓縮了公民的通信空間。在公民的私人通信領地，任何人都不得擅自闖入。我國刑法之所以規定傳播淫穢物品罪，目的還是為了打擊公開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的行為，是為了凈化市場環境。如果對私人通信采取監控措施，那么，就擴大了刑法的適用范圍，在司法實踐中難免會出現誘導性犯罪活動。(喬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