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近一段時間，中大布匹市場管委會的城管輔助隊每天都要出動，在市場內外查扣沒有市場核發“牌照”的三輪車，每抓住一輛“黑三輪”，車主要被罰300元才能把車領回，罰款數額之大，甚于汽車違章。

　　柳宗元在《捕蛇者說》中說到酷吏進村的樣子，“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而城管一旦出現，要比柳宗元筆下的“悍吏”威風得多。

　　在中國各大城市中，城管的出現，常常與無證小商販、三輪車夫等底層人的出現聯系在一起。在大城市里，幾乎是哪里有小商小販艱難度日的叫賣聲，哪里就出沒著城管隊員雄赳赳的身影。

　　城管履行職能的對象，有一大部分就是城市的底層人，或者從農村帶著農副產品到城市叫賣的商販。他們或者因為生活窮困，沒有經濟能力經營店面，或者因為生計潦倒，只能靠流動攤點謀生。

　　從市政管理的角度來看，他們或者有時候確實不利于城市的美觀。但是，城市不止是城市人的城市，不止是有房者的城市，那些在街頭靠自己的手藝謀生的人們，那些在路邊靠自己的力氣拉車的人們，那些挑著單子進城賣貨的人們，他們同樣是城市的主人。無論是在身份上，還是在擁有的權利上，他們與城市生活的人是平等的。

　　衡量一個城市是否開放，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真正實現了平等，便看這個國家，這個城市對底層人的態度。當一個合法的機構可以以“執法”的名義剝奪底層人惟一的謀生方式，這樣的執法無疑把自己置于人民群眾的對立面。

　　近幾年，關于城管的存廢問題，議論紛紛。城管制度存在的理由，據說是“市政管理”的需要。出于這樣的需要，把一大堆和群眾直接打交道的政府職能，包括城市容貌、環境衛生、城市園林、城市綠化、風景區、市政設施、愛國衛生、犬類管理等方面，都推給了城管。結果，城管成了尾大不掉之勢。

　　但是，一個機構的存廢，并不完全取決于這個機構的職能，而取決于這種職能是否必要。政府機構中如果放任它的一個部分，肆意把底層的人們當做防范的敵人，那么，野蠻執法所催生的敵意，絕對不會止于那個施暴的機關。

　　在今天，隨著公民社會的發展，和社會自治的強化，應該用加強社會自治，來替代加強執法。(陳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