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法制日報》的一則報道引起了社會輿論的質疑。報道稱，浙江衢州女子方某因網絡裸聊被法院以“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一審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緩刑1年，并處罰金5000元。因為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該女子的裸聊“生意”遍及全國22個省市自治區，僅在電腦上查獲聊天記錄的就有300多名觀眾，網上銀行匯款記錄達千余次，計2.4萬元。據稱這是國內首例因網絡裸聊而被定罪判刑的案件。

　　質疑者的理由主要有兩個：一是裸體不是物品，裸聊不是對淫穢物品的傳播，不符合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的法律要件，是屬于法無明文的行為，對其定罪量刑違反罪刑法定原則。這可以說是理論上的理由。另外一個則是實踐上的理由，即一年前北京首例網上裸聊案因法院難以定罪，檢察機關以撤訴告終，同時本案辦理過程中檢察機關的意見分歧也被質疑者認為是“勉強入罪”，特別是法院“結合凈化網絡環境的社會需要”判決更成了“因事廢法”的證據。

　　筆者不同意上述觀點，相反卻認為，就浙江衢州女子方某網絡裸聊案而言，法院的判決是正確的，也是有充分法律依據的。該案與北京檢察機關撤訴的裸聊案無論是事實還是情節都有明顯的不同，不能將兩案放在一起做簡單類比。至于本案辦案過程中的意見分歧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否定最終結論的依據，因為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

　　首先，認為該案判決違背罪刑法定原則，是對法律精神的誤解，也是對相關司法解釋不了解的結果。從刑法條文的相關規定來看，無論是傳播淫穢物品罪還是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雖然表面看都是禁止傳播淫穢物品，但是否定罪顯然不取決于“物品”，而取決于物品所承載的“淫穢信息”，文字上強調“物品”明顯是一個表述失誤，事實上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為有效打擊新形式的此類犯罪，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于2004年對刑法的相關條文進行了相對擴大的解釋，將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和語音信息納入兩罪。從法律解釋的要求看，“兩高”的解釋是合理的，符合刑法規定精神，并無不妥。

　　司法解釋第一條規定，以牟利為目的，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具有以會員制方式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注冊會員達二百人以上、利用淫穢電子信息收取廣告費、會員注冊費或者其他費用，違法所得一萬元以上等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以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定罪處罰。對照方某的行為，無論是會員人數還是違法所得數額都已達到了定罪判刑的標準。浙江法院的判決完全符合司法解釋的要求。

　　北京網絡裸聊案之所以撤訴，據筆者分析，主要原因在于當事人行為的違法性質尚未達到觸犯刑律需要定罪判刑的程度，至少是違法程度難以認定，而不在于定罪量刑方面存在法律障礙。由于該案的當事人沒有牟利，最可能構成的就是傳播淫穢物品罪，而在這個問題上法律有數量上的要求，如進入聊天室的人數、點擊率、瀏覽率、傳播視頻音頻文件的數量等，這在該案中都是司法機關沒有掌握的。還有就是沒有刻錄的淫穢畫面存在事后的不可再現性，使得這些視頻信息是否為淫穢物品的鑒定成為難題，也顯示了辦理此類案件的經驗不足。而事實上，北京檢察機關卻是以“聚眾淫亂罪”公訴的，這也注定了它被撤訴的命運。因為網絡裸聊離聚眾淫亂罪更遠。

　　因為司法機關的一次撤訴，就得出網絡裸聊從此永不能入罪的結論，顯然是武斷和簡單化的。既不符合實事求是的原則，也不符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要求，更違背不同案件不同處理的司法常識。其實，同為網絡裸聊，其事實和情節可能各有不同，對其性質的判斷不能一概而論。需要指出的是，一個人的斷章取義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這種斷章取義的結論通過大眾媒體誤導公眾。 (李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