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討回一套應得的37平方米回遷房，他奔波10年，跑了數百趟，一次又一次被“像皮球一樣踢來踢去”。他把討房經歷寫成日記，如今日記已有厚厚4本，達 100多萬字，但討要的住房卻還是沒有著落——

　　一雙粗糙的大手，蘸了蘸口水，小心翼翼地將9張蓋著鮮紅章的購房收據一一鋪開，然后把收據單深深的折疊印輕輕地撫平。“這是我的命啊！”70歲的趙殿武說。

　　每次政府的人要看這些收據原件，老趙就從檔案袋最里頭慢慢掏出，慢慢展開，雙手緊緊捏著收據中間，遠遠地給人看。

　　“這可是我跟政府的契約，怕被他們搶了去。討了10年房，早不相信他們了。”老趙說得斬釘截鐵。

　　按照這些收據，老趙本該在10年前就擁有一套37平方米的回遷房。但該付的錢早已付了，房卻遲遲拿不到。10年里，老趙不停地在討房，每討一次，老趙都在日記里記下一筆，如今，這些日記已有厚厚4本，多達100萬字，但那套房至今還沒有落實。

　　這位沈陽薄板廠的退休高級工程師，幾十年里，似乎總在為房子進行漫長的等待。

　　在1994年以前的30年里，他等待著換房子。那段時間，一家8口人擠在兩間小平房里。4個女兒擠一個炕睡，炕的一角是煙囪，一下雨，雨水就順著煙囪流，她們不得不擠成一團。6個孩子做作業也是千姿百態，窗臺上趴著，炕上跪著，灶臺上蹲著。那時趙殿武就天天盼著有個大一點的房子，能在地上攤開1.2米長、0.6米寬的圖紙，讓他畫畫算算。

　　他等來了拆遷。1994年，老平房被推成平地。按政策，老趙一家應分得一套三居室和一個單間。4年后，老趙終于有了一個可以供他攤開圖紙的家，但他不再需要圖紙，因為前一年他退休了。

　　不過自從1998年分到一套102平方米兩居的房子后，應得的那個單間卻沒了下文。那套兩居室，一家人住著仍嫌擁擠。大兒子一家3口住西屋，小兒子一家3口住東屋，而同床共枕了43年的老趙夫婦只好分居：老趙睡在客廳0.6米寬的沙發上，老伴睡在客廳地板上。老兩口希望能有一個兒子出去單過，可市區的房子每平方米均價5000元，買不起。老趙就只好天天企盼37平方米的單間能落實。

　　為此，10年里，老趙跑了幾百趟舊改辦(沈陽大東區舊區綜合開發改造建設辦公室)。1994年至今，舊改辦搬了7次家，搬得最遠的時候，老趙要倒3趟公交車，來回3個小時。每次搬家，老趙“比郵局和114臺都知道得快”。

　　如今，他用鐵絲綁著一條腿的老花鏡重重地敲著厚厚的4本日記，說：“都記著呢，是他們虧欠我的。”

　　那是一個藍皮的賬本、兩本印有沈陽薄板廠字樣的紅皮筆記本以及一本黑色筆記本，這4本日記里，記的基本都是流水賬，沒有心理活動描寫，只有干巴巴的事實羅列。有時候一連好幾天都是同樣的話：“沒等到人。”

　　從1998年開始，老趙一進舊改辦就問：“一個蘿卜一個坑，為什么會沒房子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錢交了，可房呢？”

　　這樣的話問了幾百遍。這期間，舊改辦換了5任領導。老趙一一目睹了舊改辦的人事變動，甚至上個星期還是這個主任的老面孔，下個星期就換了一張新面孔。

　　對老趙的問話，舊改辦第二任主任的解釋是，前任做的埋汰事，把3棟回遷房擅自賣給某廠當職工宿舍，房沒了，錢也沒了，還欠了外債，丟下這個爛攤子。

　　“于洪區有一套舊單間房，行不行？”他問。老趙一聽就急了：“不行，我要原地回遷房。”

　　他清楚地記得，1994年，在中捷友誼廠俱樂部動遷大會上，政府當眾宣布原地回遷。“政府在那么大的屋說的話，能不算數？”老趙反問道，眉頭擰成了疙瘩。

　　因為不接受變通，老趙成了某些人眼里的“不合作者”，倒是一些“合作者”得到了不是原地回遷的房子。

　　老趙一如既往地跑舊改辦。僅1998年8月的一個星期，老趙就跑了4次。“等有信我通知你，不要總來追了。”對方回復說。但沒出幾天，老趙又來了，得到的回復仍然是“你回去等著吧，有信一定告訴你。”

　　10年來，全家人就連小孫子都能看出“爺爺今天討沒討房”。因為每次討房回來，老趙都不說話，腦袋幾乎扣在大碗里，悶頭扒飯。等夜深了，孩子們睡了，老趙就在沙發上攤開他的筆記本，卷煙，抽抽寫寫，直到凌晨一兩點。“心里堵，卷的煙有勁，紅梅的不得勁。”老趙皺起眉說。

　　一度老趙曾看到希望。2002年9月9日，日記上這樣寫著一句：“看來400多次的討房，終于有了些眉目。”因為這一年年初，舊改辦換了新主任。“欠人家的房子，花錢買也得給人家！”“砸鍋賣鐵也給你房子。”新主任這樣表態，又關照說，“具體情況我剛接手，不清楚。你找××，讓她找我說明情況，然后你再來。”

　　“砸鍋賣鐵的話，他可是說了兩遍啊。”老趙嘟囔著說。

　　那段時間他跑得更勤了。最頻繁的兩個月，老趙幾乎每隔兩天跑一趟舊改辦。有時候一天上午跑一趟，中午回家墊口飯，下午再跑一趟。

　　10年間，老趙在舊改辦門房齊師傅眼皮底下，出入了7年。一般人進舊改辦，門房都會問上三言兩語，但老趙這張臉“已經成了通行證”，出入從沒人攔。

　　很快老趙就發現自己空歡喜一場，他聽說舊改辦只剩下幾個人，工資都發不出，連取暖費都拖欠。眼看舊改辦快要黃了，老趙火急火燎地去找區長。區長說，那你怎么才來呢？房子呢？蓋的房子都哪去了？誰管的？你去找某某，讓他把你的情況和有關動遷手續的復印件都給我拿來。但舊改辦說，材料前年就交給區政府了。區長卻說沒見著。老趙又問區長，我把材料交給你行不？他說不用，你讓某某給我拿來就行了。說完區長走了。這事又沒有了下文。

　　2004年一整年，舊改辦就剩兩三個人辦公，老趙去了幾十次。

　　2005年，舊改辦只剩一個人值班。

　　這一年，舊改辦轉為大東區建設總公司下屬單位，人事又發生了變動。老趙找到建筑總公司，對方挺客氣地說：“到204找薛軍，他負責辦。”找到薛，薛讓老趙把材料再送一份來，聽消息。但跟此前無數次一樣，又沒了消息。

　　老趙日記里最頻繁出現的字眼是“等”。找不到人，老趙一等就是幾個小時。有時他跟舊改辦唯一一個值班人員，兩人干巴巴地枯坐著，“時間像踩在心尖上過”。等得最久的一次是8個小時，從早上8點等到下午4點，起初老趙在走廊站著等，然后靠著墻等，后來歪在樓梯拐角等，最后累得一屁股坐在臺階上。

　　老趙的很多個上午都是連軸轉：7點送孫子上學，8點準點到舊改辦，從舊改辦出來買一家8口一天的菜。起初老趙騎自行車跑舊改辦，如今已經換成了電動車。幾百趟跑下來，老趙說，“討房這事”占據了他10年精神領域的70%，他始終處于“壓抑的狀態”。

　　這位老工程師沒想到，自己退休后，因為討房，竟然“比上班還辛苦”。10年里，老趙沒去旅游過一次，也沒打過一次麻將，玩過一次撲克。社區有老年人活動中心，可他只去過兩次，還是被中心主任生拉硬拽去的。

　　今年3月底，新華社報道了老趙的討房故事。4月1日，老趙接到了10年來舊改辦打來的第一個電話。對方說，想按10年前一個單間兩萬多元的價格，買他的“房票”，如果要得太多，舊改辦沒錢給。

　　這兩萬多元眼下無論如何買不到37平方米的房子，老趙火了，“這是政府干的事嗎？”

　　記者致電建設總公司，一位負責人表示，因為不相信記者，對此不愿多說。

　　這“當皮球被人踢來踢去”的10年，讓老趙常常想起他人生的另一段“馬拉松”。1957年，還在讀大學的趙殿武，因為支持馬寅初的人口論被打成“右派”。大學畢業后，因為政治不合格，他沒有分配工作，一直在學校的實習廠干，每月賺42元錢。1968年,他攥著學校開出的一紙“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不認識錯誤”的鑒定書，被下放到農村，一去就是10年。他成了村里“頑固的靠鋤頭說話的莊稼人”。說起這些時，老趙把“頑固”兩個字眼咬得格外重。

　　直到1978年秋天，在東北大學建筑館一間空蕩蕩的教室里，遼寧省委組織部、學校組織部的4個領導代表組織，向他道歉：“同學，你受苦了，不要往后看，要往前看。”這個道歉，遲到了20年。這20年里，他早已不再是學生，而是6個孩子的爹。

　　為組織上的一句道歉，他等了20年。為一個足夠大能攤開圖紙的家，他等到退休。而如今，為一套37平方米的回遷房，他已經等了10年，還不知道要再等多少年。

　　“10年，你哭過嗎？”有人問他。

　　一段長時間的沉默后，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喃喃地說：“太多了，從舊改辦出來，有時候坐在臺階上、走在馬路上，把不住地就流了一臉。” (從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