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8年從河北省康保縣來北京務工，如今已整整20年，現為中建一局集團的一名業務主管。20多年時間里，我入了黨，取得了大專學歷，獲得了工程師和高級政工師職稱；曾被評為“北京市勞動模范”、“全國優秀進城務工青年”。按說，我該算“老北京”了，可一紙戶口，把我們這些生活在北京的人擋在首都之外。

　　首先是孩子入學困擾。沒有戶口，孩子入托時，就交納了一筆不菲的贊助費，對工薪家庭而言，這無疑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孩子馬上要上小學了，雖然北京市允許來京務工人員子女在京入學，但到高中就必須轉回戶籍所在地參加高考。孩子在北京接受的初中以下教育，無法和地方銜接。況且，現在的高考都是各省自行命題，教學和教材也不一樣，即便是戶籍所在地接收，也要求有學籍。如果沒有戶口，孩子要么在北京上完初中失學；要么從一開始就回到老家上學，成為無人照顧的“留守兒童”。

　　其次是耕地轉讓困擾。我在老家有自己的耕地，一直由父母代為耕種。現在父母年邁體弱，無力再替我種地并完成義務工了。我該怎么辦？沒有北京戶口，我不敢也無法把耕地轉讓，還有宅基地，也只能長期荒廢。由此造成很大的土地浪費。

　　第三是政治權利享有方面的困擾。沒有北京戶口，比如選舉人民代表等，我就不能參加；而長期工作在外，老家的各種政治選舉活動，也沒有人通知我。由于身份不是市民，我也被排斥在北京城市公共與社會生活之外。

　　第四是身份界定困擾。我的身份是農民工，可中學一畢業就來到北京，20年來沒有做過一天農活；我在單位加入了工會組織，是工會會員，還是職工代表，這足以表明我是產業工人一分子；我從事的企業黨建工作，職稱是高級政工師，是名副其實的“白領”，性質離“農民”相差十萬八千里；我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在目前的企業連續工作20年，簽的是無固定期勞動合同，也就是說，法律上已經允許我長期生活工作在北京。如果繼續把我界定為農民工，不僅不準確，多少還有一些被歧視的感覺。

　　第五是管理和服務的困擾。戶口在老家，工作在北京，造成了戶籍和工作所在地對我的管理和服務出現一定難度。比如，我在評選先進、辦理出國護照的時候，就出現了兩頭派出所均不出具證明材料的情況。戶籍所在地派出所說：“你20年在外地，你有無違法犯罪記錄，我們不掌握”；工作所在地派出所則表示：“你是外地來京的，來京前是否有違法犯罪問題，我們不了解”。所以，為了開個證明材料，我反復奔波于兩地，托人說情。

　　第六是情感歸屬困擾。在北京工作20年了,依然處于邊緣化狀態，心理上總是不能完全獲得市民認同，感情上不能完全融入北京文化。我喜歡讀報紙，但20年里，我幾乎從不看《北京日報》和《北京青年報》，而是看《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總覺得首都媒體上說的事情離我很遠。沒有戶口，總覺得自己猶如一葉孤舟，在人潮洪流中漂泊。所以，每逢過年，不管路途多么遙遠、多么艱辛，也要帶著妻子和孩子回到老家。其實這也是很多進城務工人員共有的“情結”。給鐵路帶來重負的“春運”問題，候鳥一樣來回奔波的民工潮問題、外來人口犯罪突出問題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這種“情結”的產物。(祁飛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