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要說簡單也簡單，要說復雜也很復雜。”2008年3月12日，富縣縣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在雨過天晴的空氣里擺擺手，“事情已經過去一年了，沒人愿意舊事重提了。”這位工作人員笑道，違規公務員清退了，相關領導處分了，就這么簡單；要說復雜，這件事牽涉到盤根錯節的關系，誰也說不清。

　　這件說不清的事情第一次發生并沒有牽連到楊延東他們。

　　那是2006年，王延芳已被推舉為所在鄉鎮的居委會主任，楊延東和王建林都已貸款一萬元修建了蔬菜大棚，一天他們聽到全縣要查退違規公務員的風聲。“當時聽到消息我沒有朝自己身上想，因為我干得好好的，又是正規進單位的。”王延芳低著頭說，第一批“清退風暴”都是2005年簽的合同，100多人，分布在全縣機關各個單位，都是走后門進去的。

　　“走后門送錢，少則兩三萬，多則五萬，直接被安排到各個機關單位。”楊延東哼了一聲說，還有一種更“厲害”的情況為“空中飛人”：先在其他縣單位上班，再花錢托關系將其檔案調入富縣人事局，隨后便在富縣政府機關上班。

　　當時，王延芳等人曾目睹了這些人被清退的過程，也是分時間先后被電話告知縣財政停發了工資，逐漸在單位待不下去，“他們自知理虧”，最后只得選擇默默地離開。

　　“事后，他們當初花的錢都給退了。”富縣縣委一位工作人員說。

　　查退這些人的起因是什么？富縣人事局副局長魯朝陽有自己的看法：完全是這些人的合同到期所致。

　　“然而有的剛簽合同怎么就被清退了？”楊延東發出疑問。

　　魯朝陽承認有這一現象，他的解釋是：縣財政局不再承擔這些人的工資，如果原單位想繼續留他就得承擔費用，而事實上富縣行政單位和事業單位都沒錢用人。他繞開更多話題，將清退實質歸結為縣財政吃緊。

　　“財政確實很緊，看，那是宣傳部。”富縣縣委一位工作人員指著縣委宣傳部所在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所建的破房說，現在縣里的財政收入首要全盤解決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的工資。“富縣并不富。北邊幾個縣都有自己的縣刊物，但唯獨富縣沒有，那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這位工作人員掐著手指頭說，說富縣石油等資源豐富那是材料上說的，實際開發力度很弱。

　　楊延東顯然不認同這樣的解釋。他伸著頭說，之所以開始清查，那是富縣被人告了。“有的人找工作花了錢但沒弄成事兒，就向延安市紀檢委上告了，這樣，市紀檢委就來查了。”

　　“延安市紀檢委確實來縣人事局查過檔案。”魯朝陽說。

　　“富縣違規公務員這件事現在還不清楚。”2008年3月13日下午，延安市紀檢委一把手通過辦公室工作人員轉達晚報記者：“目前關于這件事的所有一切都是機密。”

　　“我們卷入一刀切式的清退是冤枉的”

　　延安市紀檢委的清查行為給當事人留下了神秘的印象。“他們查的過程里不和當事人見面，到人事局和人才市場翻看檔案，查出了，讓原單位領導口頭告知當事人。”王延芳不滿地說，這是“一刀切”的查退方式，她的檔案就在人才市場，結果也被認為是違規進入的。

　　楊延東之前也完全沒有意識到檔案所在的嚴重性。“2002年，我在自己的單位正式入編，而正逢當時的單位用人機構改革，檔案依舊留在了富縣人才市場。”他所說的人才市場為富縣人事局下屬的人才市場辦公室。

　　延安市人事局2000年109號文件規定：原委培單位無法接收安置的，一律進入人才市場自主擇業，人事部門不再納入統一分配范圍。楊延東五人將這一條視為清退自己的唯一的“借口”，“有關系的人早就將檔案轉到人事局了，這樣就安然無恙了”，他們列舉出幾個自己原來的同班同學，其中有的已在縣委部門、鄉鎮任副職。

　　楊延東他們一直堅持認為“自己卷入一刀切式的查退是冤枉的”，政府沒有給他們有說服力的理由。

　　令人不解的是，被告知工資停了之后只有楊延東離開了單位，而王延芳、王建林、李雪玲、馬金鋒四個人仍在原單位照常上班，這四個沒有工資的“公務員”已經堅持了大半年。王建林悶著頭說，一旦離開單位就再沒有翻身的機會，留在單位還可以探聽上邊的信息，有助于上訪維權。(記者 牛亞皓 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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