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名市民乘公交車時連續等來了11輛車都因車上過于擁擠拒載乘客。該市民大受打擊，在網上發帖稱愿出10000元請副市長張思平坐公交車體驗乘車平民之苦。該市民稱他不是在開玩笑，目前一萬元資金已經準備好。(詳見今日本報A14版)

　　就在廣東省政協委員孟浩火車站蹲點盯小偷引起熱議時，深圳一市民因為公交擁擠、拒載而在網上“萬元邀市長體驗乘公交之苦”的新聞又成話題。假如火車站的治安秩序良好，沒有小偷，假如公交車不怎么擁擠，沒有拒載，那么，孟浩就不會蹲點盯小偷，市民也不會萬元邀請市長乘公交。應當說，兩個話題的起始點分別是治安不好和公交不足。

　　無論是治安不好，還是公交不足，都是政府的責任，也只有政府才能讓治安好轉、讓公交運行量符合市民出行需要。但治安不好和公交不足的問題，怎么才能讓政府發現并解決呢？正常情況下，中間應當有個信息通道，而這個信息通道，絕不是政協委員上街盯小偷，也不是市民網上萬元邀市長乘公交，這都是非正常方式。但為何非正常方式卻成了公民反映問題的選擇？這說明，正常的信息渠道不靈、不通、不暢。

　　不可否認，相比一般公民，政協委員有著更為便利的反映問題的機會和渠道，因為參政議政本來就是政協委員的職責要求。所以，當孟浩火車站蹲點盯小偷的新聞出來后，有人就說，這也是一種現場辦公，是政協委員調查民情的一種方式。有著參政議政便利條件的政協委員，尚且選擇蹲點盯小偷這種方式反映問題，更遑論一般公民了。

　　對于新聞，有個通俗比喻：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其意是，生活中發生得少的才是新聞。政協委員蹲點盯小偷、市民網上萬元邀市長乘公交，都因為現實中較少發生，具有新聞性，才被媒體關注。但是，當這些非常規渠道和方式被普遍采用、多次發生，在失去新聞價值、媒體不再關注后，公民反映問題又該采取何種方式呢？

　　事實上，正視并回答“當‘萬元邀市長體驗乘公交之苦’不再是新聞時怎么辦”這一問題，要比我們僅僅關注市民“萬元邀市長體驗乘公交之苦”的新聞更重要。媒體報道了市民萬元邀市長乘公交，把公交擁擠、拒載這一問題拋給了市長，在輿論面前，相信市長會責成某個部門把這一問題處理好。但問題是，市民反映問題的正常渠道失靈、失通、失暢的問題仍沒有解決，而一旦市民反映問題的非正常方式不足吸引媒體注意時，市民怎么辦，這才是真問題。(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