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以來，香港藝人陳冠希的“艷照門”成為華人世界最大的新聞熱點，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社會研究所副所長姜波將“艷照門”事件核心人群分為4類，即發生者、傳播者、炒作者及獵奇者。姜波認為，傳播者比發生者更可惡，受害最大的是獵奇者——青少年人群。

　　每個人都在“艷照門”中看到了自己

　　“香港人提出了一個很合理的問題——是不是因為艷照門牽涉了名人，警察應該就反應過度地去保護他們？”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傳媒法(media law)項目主任韋杜靈(Doreen Weisenhaus)博士的疑問，發人深思。

　　那么，如果不是明星，誰會關注“艷照門”？區區幾百張“艷照”，何以引起了如此之大的社會震蕩，互聯網上風靡的背后，映射出怎么樣的社會危機呢？

　　姜波認為任何一個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凡事接觸到的人，都會有一個自己的解讀，追求獵奇的人們和照片的傳播者互為主體，其實“艷照門”發生到今天已經和“發生者”沒有關系了，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思維去再詮釋了這個事件，某種程度上，每個人都在“艷照門”中看到了自己。

　　“淫照”數量：他們在攀比些什么？

　　“我有480張！”，“我比你多，有500張”……在全國各大論壇，“淫照”數量的流傳之廣觸目驚心，越來越多地人，習慣將自己擁有的照片數量與他們作比，他們，在攀比些什么？

　　姜波不以為這只是一個單純的網絡間的調侃，而折射了社會系統中的問題，正是因為我們所在的家庭、社區、單位、同行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文化認同危機，造成了攀比現象，而青少年正是在這場攀比中的最大受害者。

　　姜波并不平靜地介紹說：“‘淫照’數量的攀比，體現了青少年成長背后的價值取向。他們首先在比獲取知識的能力，其次比了解社會的程度，再次比搜集的技術，最后比誰更能獵奇。對青少年在這方面的思想教育，中國已經到了不能回避的地步。”

　　“艷照門”并不是絕對只有消極面

　　“我承認，艷照門的消極影響確實很大，這個媒體都已經做了報道，我不想多說，我也都同意，但我認為，這個事件是消極面和積極面共存的，不能用二元對立的思維去看待它。”姜波說。

　　姜波認為，任何好的政策都是在互動中建立的，對于青少年甚至小學生有很壞的影響，但反過來媒體和政府都應該反思，會促進這個保護措施的完善——媒體應該知道把什么關，管理者應該對立法和制度進行完善。

　　對于青少年，姜波認為這對他們有“意外地收獲”：幫助他們認識了社會是怎么樣的，增加了識別、判斷一個社會現象的經驗，通過認知走向成熟，“識別的本身就是一個能力超越的過程”。

　　陳冠希更多是引導了“消費文化”

　　在“艷照門”事件中，姜波還看到了文化上的差異，他舉例說，每個人都有雙重角色，分臺前臺后。后臺吐痰沒人管，但在前臺吐痰就會招致“噓”聲一片。因此，前臺和后臺是有區別的，隱蔽地發生某些行為，或許是不應該的，但把它拿到公眾前面的人問題更大，是他們創造了“消費文化”。

　　姜波解釋說：以前，我們都是在進行文化消費，我們讀歷史、聽音樂、彈奏鋼琴，做一些高雅的事情，這是我們的興趣所在，也是這個社會應當倡導的“主流文化”。然而，忽然就有一天文化消費變成了“消費文化”，它是異常吸引眼球的，比如“艷照門”，陳冠希和眾多的香港女藝人，他們更多是引導了“消費文化”，這種低級趣味卻能吸引人的文化，對不同階層的人實際上都是有影響的。

　　姜波說，應該樹立和諧的價值觀，重建道德，這在現在看來變得異常重要。(記者 劉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