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有“明星委員”之稱的廣東省政協常委孟浩來到深圳火車站蹲點抓小偷。據稱，春節(jié)期間孟浩在火車站曾被偷6000元，他向公安局提完意見，治安情況似乎并沒有改善，“我打算把我今天看到的情況寫信向深圳市有關領導反映”。(2月25日《新快報》)

　　身為省政協常委，孟浩的行為似乎有點另類。有質疑者認為，蹲點抓小偷是公安民警的職責，政協常委親赴治安一線，究竟是幫忙還是添亂？假如不是因為自己丟了錢包，他還會這樣關注深圳火車站的治安問題嗎？如此舉動，究竟是出于公眾利益還是個人私心？拉著媒體記者一起蹲點抓賊，這不是明擺著屬于吸引公眾眼球的作秀嗎？

　　雖然，“明星委員”此舉難免招致非議，但筆者依然認為，這類“蹲點抓賊”式的行為政治，讓這位政協委員更可親可近，其行為的意義遠大于事件本身。

　　“行為政治”是筆者有感于孟浩的舉動而造的一個名詞，并非西方政治學中所講的“行為主義政治學”。在我看來，在許多時候，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的方式，不僅僅是在兩會上敢于“放言無忌”，他們發(fā)揮自己的身份優(yōu)勢和社會影響力，做出一些具有象征意義的行為和公開行動，通過“行為藝術”向社會傳遞積極的信號，也同樣值得嘉許。一般地講，孟浩如果只是想盡快找回自己丟失的錢包，以他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向公安機關報案之后，在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下，也許短期內就能夠迅速破案，他個人不僅不會受到什么損失，還有可能收到當地治安部門的致歉信。如果再就此寫一份提案，呼吁解決車站治安問題，作為他的履職表現來說，也算合格。但是，這樣的做法顯然不比蹲點抓賊的“行為藝術”更有影響。

　　政協委員到火車站蹲點，人們顯然不指望他真的抓到多少小偷，在現場所發(fā)現的治安管理方面的疏漏，或許也不夠全面深入，但關鍵不在結果，而是行為本身已經表達了一種語言和文字無法替代的批評，比之那些條理清晰的提案和邏輯緊密的討論發(fā)言，更為直接和感性，容易引起社會公眾更多的關注，能夠更好地督促有關方面加大解決問題的力度。

　　傳播學理論認為：“人并非機器，不可能完全理性、不偏不倚不帶絲毫個性地處理所有信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關注公共事務的時候，有一點兒個性色彩，適當來一些“行為藝術”，讓意見表達更有張力和影響力，也應該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一種常態(tài)。

　　康勁(甘肅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