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疏忽，28噸劇毒液體通過本應關閉的閥門流入京杭大運河。

　　河水污染，魚蚌死亡———所幸六天全民皆兵式的奮戰之后，沒有居民中毒。

　　29年前，當無意間闖下大禍的蘇州人民化工廠工人張長林猶在廠里埋頭寫檢討時，卻被檢察院以“危害公共安全”提起公訴。

　　1979年10月27日，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公開審理。參照當時已經頒發但尚未開始施行的《刑法》第115條，按照違反危險物品管理規定肇事罪，判處張長林有期徒刑2年。

　　茲事，張長林說是“一場噩夢”；蘇州人稱之為“張長林事件”；而在幾乎所有環境法專家的口中，它則是中國對環境污染采用刑事制裁的“第一案”。

　　此事對以后的環境立法及政府決策不無影響，一年多后的1981年2月24日，國務院下發《國務院關于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加強環境保護工作的決定》。

　　先進工作者的疏忽

　　1979年9月12日。張長林記得，那天晚上本來有場電影，他有張票。但他去不了，因為要加班。

　　時年38歲的他，是市人民化工廠儲運組工人，參加工作已23年。在同組的3個工人中，他是老師傅。在廠里，他也是先進工作者。加班對他而言是常事。

　　下午3點50分，張長林請假回家———妻子正好去上海參觀，兩個年幼的女兒無人照顧，他得臨時回家安排家務。

　　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后來查證：張長林走之前，把存放濃度30%液體氰化鈉的150噸貯槽通向8噸計量槽的閥門打開，離開時并未向任何人講明。

　　“很多事一攪，就把閥門忘了。”張長林回憶，晚8點多，他下班離廠。

　　這或許是一個黑色的巧合———事發次日，即1979年9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獲得原則通過，這是中國第一部環境保護的大法。

　　人民化工廠的工人并不知道這些大事正在發生。當天早上，他們照樣提前到廠，在正式開工前，用自帶的飯盒淘米做飯。

　　儲運組的江濟舟最先發現了那個要命的閥門。同組工人梅金榮后來提供給法院的證言說，大約7點15分，他和江濟舟看到，液體氰化鈉從貯槽的放空管噴到圍墻上，再順著防護堤的溝流向東面一個洞，流到堤外的排水陰溝。陰溝通向的，正是數萬郊區農民每天洗菜、灌溉、飲牲畜的京杭大運河。

　　江濟舟馬上去找張長林。他說：“長林啊，你闖禍了！”張長林驟然想起了那個閥門，手里的飯盒“哐當”掉在了地上。此時，距離閥門打開已有15個小時。

　　“危害公共安全”被捕

　　氰化鈉，劇毒，可經皮膚、消化道吸收，人口服致死量僅為1-2mg/kg。從人民化工廠溢出的液體氰化鈉，后來確認為濃度30%，共28噸。

　　蘇州市環境保護辦公室、市防疫站，于9月13日在工廠排放口300米范圍內測定，水中氰化鈉含量高達47mg/L，超過地面水標準含量940倍。在人民橋、下津橋、渡僧橋、橫塘大慶橋測定，一般都超標幾十倍。

　　七八十米寬的運河上，兩岸的水草叢內，隨處可見翻著白肚的魚，和張開殼的死蚌。

　　蘇州市環境保護辦副主任高建國時年39歲，他一聽說這件事，立即意識到形勢嚴峻。

　　下午3點，市環保辦僅有的三名工作人員全部出動了。從人民化工廠排放口上游1公里起，向南到三四十公里外的車坊，高建國三人坐船沿途一路宣傳，發動村干部，號召民兵出動。告訴附近居民不能在河里洗菜，牛羊家畜不要飲用河水，不要用河水灌溉。

　　同時，發動上百艘船，讓一千多名工人提著50公斤重一袋的硫代硫酸鈉，沿河撒入，以中和氰化鈉，總共撒了10.8噸。

　　9月18日深夜，測定顯示，運河水中的氰化鈉含量基本恢復原狀。除了魚、蚌，污染沒有造成人員死亡。

　　出事后那幾天，張長林都待在廠里寫檢查。他明白事情很嚴重，但沒人想到，還會有重得多的懲罰。

　　1979年9月18日，蘇州市公安局拘留張長林。3天后，他被逮捕，案由為“危害公共安全”。

　　定罪名遇到了難題

　　10月27日，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公開審理。參照當時已經頒發但尚未開始施行的《刑法》第115條，按照違反危險物品管理規定肇事罪，判處張長林有期徒刑2年。

　　張長林被捕后，替他求情的人很多。先進工作者，又是加班時出的疏忽，最重要的是沒有人傷亡。

　　這樣的壓力，加之恰當定罪名十分困難，據了解，市中院內部人士在當年也有很大的意見分歧。高建國記得，法官鄧建熙，事發后一度把環保辦當成辦公室，天天找人研究這個事。

　　而最終，環境污染案件的刑事制裁，成為了中國第一例。

　　業已泛黃的卷宗，記錄著蘇州市中院1979年這份刑字第26號判決書：(此次污染)造成市水產養殖場和吳縣部分公社水域、魚塘的魚、蚌大批死亡。由于違章操作，廠方損失34800余元，人民身體健康受到危害，構成重大責任事故。

　　因此量刑。

　　1981年2月24日，國務院作出《關于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加強環境保護工作的決定》，指出我國環境的污染和自然資源、生態平衡的破壞已相當嚴重，已影響人民生活、妨礙生產建設，成為國民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為此，要求貫徹執行試行的《環境保護法》。

　　同時，在這個決定中，國務院特別提到“杭州、蘇州和桂林是我國著名的風景游覽城市，一定要很好保護”。

　　高建國記得，這把“尚方寶劍”給蘇州率先實行“排污收費”壯了膽。1988年，蘇州成為中國第一個和世界銀行進行環保貸款談判的城市。

　　此后，在20多年間，國務院又下發過4個類似的環保《決定》，從1984年的第二個決定提出“環保是基本國策”，應“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5年后，《環境保護法》正式實施。

　　在這個過程中，國務院的決定，也由防止工業污染轉變為控制面源等新污染，并實行總量控制和行政官員的責任制。

　　2005年，國務院則指出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環保工作，強調需以“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為重點，強化生態保護，我國的環境保護工作再上一臺階。

　　案件推動環境立法

　　2008年2月20日下午。年近古稀的張長林站在原人民化工廠的舊址上，目光透過厚厚的眼鏡片，落在船來船往的運河上。退休多年的高建國也來到了這里。兩位老人29年后首次重逢，談論更多的是蘇州的變化。

　　2006年，化工廠拆遷。如今，廢墟上荒草比肩，瓦礫遍地。不復當年模樣。

　　1981年從勞改所回來后，張長林曾想過換工作，但妻子堅決要他回原單位。因為別人更不可能理解這件事。

　　2001年，張長林從化工廠退休了。工齡卻只能從出獄那年算起。2003年，張長林得白血病時，醫療費是親戚們湊的。

　　“這個案子暴露出我國環境立法的一個空白，向司法機關提出了新課題。”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環保法專家王燦發至今仍記得，29年前這起案件在當時引起了很大影響。

　　1984年，《水污染防治法》誕生，在各類環境污染類型中成為我國第一個擁有專項法律的領域，作為該法的起草專家之一，王燦發認為，“張長林事件”對此不無影響。

　　多年做環保政策研究的蘇州市環保局陳肇琪處長認為，張長林事件真正的意義在于，其對于環境立法的推動作用。

　　而在張長林的家中，有的晚輩仍對此事一無所知。(記者 相麗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