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必要

　　“民間勞工維權組織的存在，是對政府法規及行政執行層面的必要并有益的補充。”

　　雖然生存艱難，但這些維權組織的負責人們，無人輕言放棄。

　　曾飛洋認為，民間勞工維權組織的存在，是對政府法規及行政執行層面的必要并有益的補充。

　　他認為，從行政層面上來說，政府在立法、制定勞動標準等方面，已經做得很好，需要加強的是在勞動監察方面，也就是維護民工的既有權力。而民間勞工維權組織在這方面的維權普法方面是成功的。

　　前年底，來自湖北襄樊的24歲小伙子楊勇想辭工，但老板不給工錢。楊勇找到景祥，開始了他第一個維權官司。

　　在官司贏了后，他又開始找工作，發現這些小廠都不給工人簽合同，加班費都比規定的要低，一連換了四個廠都這樣，他開始了“王海打假”式的訴訟，一個個告這些工廠。

　　“5場官司大多數贏了，也有和解的，一共賠了我近2萬元。”楊勇有點得意，因為這差不多相當于他一年工資的兩倍了。

　　“如果每個民工都有了像楊勇這樣的法律知識，還會有企業主不簽勞動合同，不給加班費嗎？”給楊勇提供法律指導的景祥說。

　　“我們掌握了基層的服務網絡，與普通打工者有著密切的聯系。”曾飛洋介紹，在他的機構里，7名工作人員有5名是工傷者，他們到定點醫院去探訪工傷者，往往能起到現身說法的作用。

　　在深圳市第二醫院的骨科，來自寧夏固原的20歲工傷者小彭，在一家塑料廠打工時被機器夾傷，手指與腕骨多處骨折。由于沒有合同，也不懂法，根本不知道怎么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在取得了維權組織工作人員提供的材料與聯系方式后，小彭很高興，“有什么要幫忙的我一定去找你們。”

　　“這些NGO在一些方面的作為，反而比工會與勞動部門大。”中山大學政務學院郭巍青教授認為，政府在面對勞資糾紛時，通常有三種手段，一是管制，如制定最低工資，二是提供福利，三是組織創新。“福利提供的越好，管制可以越小，而有效的組織，可以降低福利的成本。”郭巍青認為，在中國，政府管理部門與工人的需求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隔閡，工人特別是農民工的問題，政府丟給了企業與農民工自身，由于工人缺乏清楚的利益表達，所以在廣意上有利于資方。民間勞工維權組織提高了農民工自身的能力，所以當然有必要存在。

　　“我們一個月要解決100個求助，其實就是給政府門口減少了100個人。其實是便于政府管理。”景祥介紹，他通過幫助農民工維權，至少制止了6起要去北京上訪的案例。

　　工會“收編”？

　　深圳市總工會擬在各街道成立工會維權服務中心，計劃把“這幫人”納入，讓他們作為律師助理進行維權工作。

　　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不能將“公民代理人”這一職業維權群體等同于“黑律師”、“土律師”，一味“打壓”不是辦法。與其把“公民代理人”職業維權群體推向對立面，不如采取一定程序把他們“收編”在工會等部門。

　　曾飛洋也表示，希望得到工會等部門的指導，也很愿意接受工會的領導，加強對民間勞工維權組織的監督。

　　事實上，深圳工會已經開始做相關工作。

　　2007年10月19日，深圳市總工會召集張治儒等維權機構在內的16個“公民代理”座談。在此之前，深圳總工會法律部張友泉部長也曾到張治儒的辦公地點來實地察看。會議透露，在一項初步計劃中，深圳市總工會擬在各街道成立工會維權服務中心，計劃把“這幫人”納入，初定60人的名額，讓他們作為律師助理進行維權工作。

　　對此，深圳市總工會副主席王同信表示，工會的確在這方面已經進行調研，而且從今年九月份就開始了。目前已經廣泛接觸了這些團體。“我們覺得積極地和他們溝通，把他們納入到工會這種有序維權的體系當中去，這個探索是應該進行的。”

　　但他同時表示，這些民間組織本身的人員素質等情況良莠不齊，“所以這個過程，工會要做大量工作，難度也很大。”

　　曾飛洋稱，“在微觀方面，政府部門與普通勞動者的溝通往往不夠。這點我們正相反，所以如果能結合起來最好。滿足工人日益增長的各種就業、生活的需求，我們與他們的目標一致。”

　　對于黃慶南的受傷，工會也批下了1萬5的慰問金。“但具體的合作事宜，還沒有與我們有過聯系。”黃慶南稱。

　　與曾飛洋、黃慶南的觀點相反，劉開明不認同工會“招安”的模式，他認為應該多給民間組織空間，不能太苛求，而政府最應做的是創造一個法制的環境，而不是使好不容易自發形成的公民社會的力量被收編。

　　張治儒也稱，不認同完全受制于工會或政府，“這會丟失民間勞工維權組織的獨立性，最好工會與民間勞工維權組織是一種發包與承包的關系。”

　　由于黃案的影響，不少維權組織已經停止了維權講座宣傳。“兔死狐悲，我們也在觀望。”景祥說。雖然如此，景祥還是很樂觀，“我們在夾縫中生存，可盤古開天地不也是先開了一條縫嗎！”(記者 徐春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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