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健康的東北漢子劉建利今年50歲，從38歲開始的12年里,他沒有工作，沒有贍養老母親，沒有幫襯妻子，沒有關心兒子。他所有的生活都被一件事情占滿了：告狀。

　　劉建利認為，他原來所在的單位擅自涂改了勞動合同的起止日期，將本來應該在1997年1月20日到期的合同改成了1996年10月31日到期。

　　正是為了這短短的81天，劉建利改變了生活軌跡。

　　81天的合同變更之爭

　　1996年10月26日，劉建利當時所在的單位中興大連商業大廈通知他，他們之間的勞動合同將于1996年10月31日到期，而大廈不再與劉建利簽訂新的勞動合同。劉建利當即質疑，自己與單位簽訂的5年期勞動合同，始于1992年1月21日，應該在1997年1月20日才到期。

　　因為自己手中沒有這份即將到期的合同，劉建利向原單位提出要看一看合同。但這一要就是3年多，直到2000年年初，劉建利才從單位拿到了這份1991年11月1日簽訂、1996年10月31日到期的合同。他發現，這份合同的簽署日期和終止日期都有明顯的涂改痕跡，“涂改液還在上面”。

　　劉建利拿著這份合同，于2000年3月27日向大連市中山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勞動仲裁申請，后者以“提出申請仲裁的時間已經超過仲裁申請期限”為由，作出了不予受理的決定。

　　隨后，劉建利在大連市中山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中興大連商業大廈履行合同，并賠償各種損失5萬元。

　　中興大連商業大廈對合同簽訂時間的變更作出了解釋：“依據1992年6月1日實施的《中興大連商業大廈全員勞動合同制管理實施細則(試行)》第八條‘勞動合同簽訂起始時間，以大廈綜合配套改革方案批準施行之日起，即1991年11月1日’之規定，因此大廈職工勞動合同的起始時間就統一由1992年1月21日改為1991年11月1日。”

　　2000年9月14日，大連市中山區人民法院判劉建利敗訴，駁回了他的賠償請求。

　　劉建利不服。

　　從2000年敗訴開始，劉建利在當地的勞動仲裁委員會、勞動監察委員會、檔案館找了一年多，最后花了400多元托人在大連市勞動局找到了中興大連商業大廈制訂《中興大連商業大廈全員勞動合同制管理實施細則(試行)》的依據：大連市勞動局1992年75號文件。但是，劉建利并沒有從中找到更改勞動合同起始時間的依據。

　　這讓劉建利堅信，原單位未經自己同意就變更勞動合同起始日期的行為是違法的。

　　以此為由，2002年、2003年、2005年和2007年，劉建利連續4次向大連市中山區人民法院和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訴，要求撤銷大連市中山區人民法院(2000)中民初字第521號民事判決書。然而，這些申訴都因“理由不符合再審條件”被駁回。

　　劉建利并沒有因此而放棄。在法院查閱案件卷宗時，他覺得中興大連商業大廈提供的若干證據存在造假嫌疑，這促使他不斷地申訴和進京上訪。

　　12年的生活困境

　　就是在一輪一輪的“申訴——被駁回——再申訴”中，劉建利陷入了困境。

　　自從失去了中興大連商業大廈的工作后，劉建利就再也沒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大部分時間都沒有收入。除了4000多元的失業金外，劉建利很少為家庭貢獻收入，這個三口之家基本上由在環衛隊掃地的愛人獨自支撐。12年間，劉建利每次進京上訪的錢都是跟母親和妹妹借的，僅欠母親的錢就有幾萬元，欠妹妹的錢也有好幾萬。

　　對于正處于壯年的自己為什么沒有找工作，劉建利解釋說：“我也曾經找過工作，可是沒有學歷，也沒有一技之長，很難找到好工作。有幾次實在過不下去了，我也打過短工，給一些公司打更、看門，甚至還挖過溝，掏過糞。但因經常要為申訴請假，打工的時間都不長。”

　　劉建利也知道，零星的收入，對償還因長年申訴和上訪帶來的家庭債務來說，是杯水車薪，更不能彌補對家人的那份虧欠。

　　第一次準備進京上訪時，已經舉債的劉建利拿走了母親省吃儉用存下來的4000元。“我媽也不問，不問我這個案子有沒有希望，不問我上北京怎么告，什么也不問。就告訴你到北京沒錢了給她打電話。”這讓劉建利更難受，“真不是滋味，大老爺們兒，50歲了還……”

　　同樣讓劉建利落淚的還有他的兒子。

　　1996年10月26日，他的兒子剛剛上小學一年級。如今，兒子就要參加高考了。12年來，父子間幾乎沒有交流。兒子很少問爸爸在做什么，爸爸也很少關心兒子的學習。當記者問劉建利，他學的是文科還是理科，哪門功課學習成績最好，劉建利猶豫半晌，說“不太清楚”。

　　這12年間，劉建利也想過放棄：“81天才能掙幾個錢？那時候每個月工資才200多元。可這么多年了，我有點‘騎虎難下’，我必須弄個明白，給我媽和我兒子一個交待。”

　　是追求公正還是濫用司法資源？

　　記者在與十幾個上訪者接觸時發現，他們與劉建利態度一致，“公平了，我們就不告了”。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王敬波認為，司法資源是社會資源的一部分，隨著訴訟越來越多，我國的司法資源也會緊張。但在公民訴權和司法資源之間，公民訴權更為重要。“公民訴權是社會的希望。雖然在某種程度上，那些為小事不斷訴訟的人可能耗費了過多的司法資源，但是他們節省了其他社會資源。”

　　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界人士卻認為，司法資源本身有限，也不是部分人的“私有財產”，當纏訴、濫訴的人過多，相關執法人員也不得不身陷其中，使有限的司法資源向少數人傾斜，從這個意義上講，“個別人對公正的追求確實可能對大多數人造成新的不公。”

　　這位人士表示，要解決這個問題，一是司法機關要加強自身的執法能力，嚴格依法辦事，提高案件判決的準確性，“這樣才有說服力，才能讓各方當事人都心服口服”；二是整個社會要加大普法力度，對社會大眾普及法律知識，“有了法律的基本理念，看待問題就會更加理智、更為客觀”。 (滕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