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邵”們的劫難

　　2008年1月8日。一個月前還是7層的豐城市社保局大樓已被拆去了3層。57歲的邵國榮坐在一樓自己的店鋪里捍衛著自己的財產。他的頭頂上，拆遷工人掄錘一次次地砸向建筑物。大小不一的石塊不斷地從樓上砸落下來，在他的店門口鋪了一地。

　　自從上個月25日，樓上的一戶居民被迫搬走之后，邵國榮就成了這片拆遷區域中唯一堅守的“釘子戶”。雖然早在兩個月前，開發商在他的店門前砌起了一道兩米多高的圍墻，老邵就已經做不成任何生意了，但他還是決定要留在擁有產權的店鋪里。

　　1996年，老邵在這里購買了一間40多平方米的店面，經營農機配件。一家五口人以此為生。不久前，有拆遷辦的人通知他說，這一地塊要進行開發拆遷，給老邵開出的補償價格是每平方米5600元。而就在離老邵店面100米左右的馬路對面，一個名叫豐邑中央的房地產項目的商鋪售價為每平方米20408元。

　　“一輩子的辛苦，才有了這一方小店，不能就這樣遭了難。住戶也一樣，他們的拆遷補償在每平方米1100元左右，但對面的商品房賣到了一平方米3000多元。”邵國榮說。

　　在拆遷中，老邵作出了一個悲壯的決定，一家5口全部住進店里，與店面共存亡。

　　在社保局地塊的拆遷中，拆遷指揮部在社保局樓里設立了一個拆遷辦公室，然后住戶們就開始被各自的單位喊去談話。

　　　一位拆遷戶在本子上記錄下了“拆遷大事記”：

　　2007年11月10日，社保局住宅樓停水。次日，電和閉路電視被停，第三天管道煤氣也被停掉。在各種壓力下，許多住戶陸續搬走。

　　2007年11月3日，豐城市集貿市場的拆遷戶們，在自己臨街的窗口掛出了國旗和橫幅，希望引起政府重視。次日凌晨1點多，有關部門動用眾多人手，架起消防云梯，把國旗橫幅全部摘去。

　　2007年10月30日，拆遷戶們從南昌請了兩名律師來講解《物權法》。在豐城市一家賓館的會議室里，30多位拆遷戶還沒聽律師講解到1個小時，數十名全副武裝的公安干警突然到來，將全部人員帶到公安局調查。

　　之后，其中的一位拆遷戶陳斌被行政拘留了15天。拆遷戶解釋的原委是，當時大家請律師來講《物權法》，是陳斌先行墊付的3000元費用。后來，大伙平攤了費用，還了他墊付的錢。而記者看到的豐城市公安局2007年11月24日開具的《公安行政處罰決定書》則稱：2007年市委市政府組織對農貿市場進行拆遷改造，在此過程中，陳斌組織集會，聘請律師，書寫懸掛橫幅，并以此為借口向被拆遷的業主收取費用，又不能說明這些費用的下落……決定給予陳斌治安行政拘留15天的處罰。

　　政府對拆遷一攬到底

　　“政府的種種行為讓我們感覺政府就像是開發商。”采訪中，許多接受采訪的拆遷戶都有此感受。“政府為什么不惜動用這么巨大的行政資源來替開發商服務，著實令人費解。”

　　2004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控制城鎮房屋拆遷規模嚴格拆遷管理的通知》第五條規定，政府行政機關不得干預或強行確定拆遷補償標準，以及直接參與和干預應由拆遷人承擔的拆遷活動。

　　但這條規定在豐城并沒有產生什么約束力。

　　在記者看到的一份“豐城改字＜2007＞6號”文中，有這樣的表述：“凡有拆遷任務的部門，單位都要負起拆遷責任，誰家的孩子誰抱走。房改房、集資房由售房單位及其主管部門負責，拆遷戶主及其家庭主要成員有工作單位的，由所在單位負責，沒有工作單位的由所在地街道辦事處負責。”“要加大領導力度。各有拆遷任務的單位‘一把手’，是第一責任人，對思想宣傳等工作不到位，回避矛盾，推卸責任，不能完成任務的，板子要打在‘一把手’身上。”

　　盡管有種種“有力”措施，但由于補償價格與當前豐城房地產市場價格相距甚遠，拆遷進度遲緩，與當初制定的“年底前簽訂協議并搬遷完畢”的目標差距很大。

　　記者從豐城市老城改造分指揮部編發的《內部通報》第8期中了解到，“截至2007年12月27日17點30分，已丈量76戶，占28.25%，簽訂協議39戶，占14.5%。”

　　而2007年12月21日編發的第7期《內部通報》更有意味：目前，已掌握18名科級干部為老城區拆遷房屋的產權人或相關人，按要求須在12月20日之前全部簽訂協議。截至12月21日，已丈量并簽訂協議的有2人，已丈量評估的有8人，未丈量評估8人。(此處省略了相關姓名及工作職務的內容——記者注)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保局地塊的拆遷中，開發商金馬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5月7日在豐城市農業銀行和豐城市工商銀行存入了共約1100萬元的拆遷補償安置資金。

　　而該地塊的拆遷戶領到的拆遷補償款的支票上，有些蓋的竟是拆遷指揮部總負責人黃副市長的簽章，整張支票上沒有任何涉及到開發商的內容和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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