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許霆因利用ATM機故障取款17.5萬元并逃遁，一審被廣州中院以盜竊罪判處無期徒刑———針對這一引起社會廣泛爭議的案件，北京8名律師近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和最高人民法院聯合提交了一份名為《關于刑法及其法律適用若干問題亟待修改》的公民建議書，其中對量刑標準“過時”的批評引人深思。

　　我國現行《刑法》于1997年發布，其中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沒收財產。”按照相關量刑標準，這里的“數額特別巨大”是指3萬元至10萬元以上人民幣。

　　許霆案中，法院將ATM機認定為金融機構，隨即根據上述標準進行量刑，在法律程序上并無任何可指摘之處，但判決結果卻引起了激烈爭論。即使暫且承認許霆被判盜竊罪是合理的———對許霆究竟該判盜竊罪還是非法侵占罪也一直是法律界爭議的焦點，我們也不能不看到，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十年前的罪刑標尺已經不符合社會現狀和公眾心理。

　　1997年和2006年的全國職工年平均工資標準分別是6470元和21001元，二者相差3.24倍(未考慮通貨膨脹因素)。然而，法院的盜竊量刑標準并沒有實施相應的調整，以至于判決結果相較十年前顯得越來越重。過分嚴苛的刑罰不僅不能起到正確懲治犯罪的效用，反而會使得司法體系本身成為令受刑人蒙冤的兇手，從而面臨喪失公信力和權威性的危險。相關例子不只有許霆一案———云南學生何鵬于2001年3月2日持只有10元存款的農行卡到ATM機上查詢時，因機器故障可隨意取款，他于兩天內取出現金42萬余元，隨后將所取款項藏匿，并轉移和揮霍部分款項，最后被以盜竊罪判處無期徒刑。這一判例也曾在法學界引起廣泛爭議，只是當年網絡的力量尚不比今日，其轟動程度不可與許霆案相提并論。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一量刑標準的不合理性日益凸顯，終于由許霆案引發了全國大討論。

　　法律本應與社會發展相適應，但部分關乎社會公平的量刑標準卻是“十年如一日”。我們期待在強大的民意作用下，立法機構和司法部門能夠充分體察社情民意，借許霆案之契機對那些“過時”的量刑標準調整與更新。司法準繩的應時而變，對公民人權的保障以及整個國家法治文明的進步意義重大。 (記者　郭翔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