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省綏德縣“校長追縣長簽字被拘事件”經媒體曝光之后，引發輿論巨大反響。本報也于2007年12月30日發表社評《縣長很生氣，后果很嚴重》，分析了縣長崔博行為的失當和以“妨害公務”罪對縣職業中學校長高勇實施行政拘留于法無據。

　　或許是迫于輿論壓力，綏德縣長崔博接受記者采訪，對其事發經過進行了“還原”；直接當事的綏德縣教育局、公安局等部門也直接或間接地提供了事發當時及事后處理的經過。綜合各方提供的情況，我們大致可以“還原”出以下的幾項事實：其一，在沒有時間仔細審讀文件的情況下，崔縣長拒絕馬上簽字并無過錯；其二，高校長在整個“追著簽字”的過程中，確有失當之處；其三，事發當日，高校長便在教育局領導的要求和“陪同”之下，上門向崔縣長道歉，崔縣長也接受了他的道歉；其四，事后由教育局、公安局分別對高校長做出的撤職、拘留處分，不是出自崔縣長的授意，他甚至曾經表示，對高校長的處理，應該“以批評教育為主”。

　　經此一番梳理，崔縣長的蠻橫形象似乎確實有所緩解，被網友戲稱的“2007年最牛縣長”似乎也可就此“摘帽”。

　　但我們不得不指出，此番梳理、還原，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崔縣長的蠻橫形象，但于輿論對其行為的批評、質疑，并無實質的緩解。因為一個并不那么蠻橫的縣長，并不等于一個合格稱職的縣長。其行為和行為背后體現出的情感基礎和思維邏輯，無論對其自身形象還是官民關系的傷害，都依然客觀存在。

　　首先，如果衡之以“人民公仆”的高限標準，則理應于年底之前發至學生手中的助學金，卻在2007年12月25日尚未簽字落實，已經能構成政府工作的重大疏失，即使崔縣長并不負有直接責任，至少也有領導不力的間接過失。因此，在高校長苦苦相追之下，即使由于來不及審讀文件而無法當時簽字，也應該在電話會議結束之后，馬上找到高校長及時簽字，并就政府工作的失誤向高校長當面道歉，求得高校長和學生們的原諒，同時對其主動督促政府工作的精神提出表揚。如果崔縣長在一般的“官德”之外更具親民意識，則不妨主動邀請高校長上車，利用行車時間說明情況、做出安排。若如此，則一個“公仆”形象躍然而出，即使助學金晚發幾天，校長、學生也會對政府必要的工作程序予以理解甚至支持。

　　而崔縣長的實際表現，卻是如臨大敵地找來公安局“說明情況”，大咧咧地接受高校長的“道歉”，還煞有介事地要求“以批評教育為主”。如此反客為主的倨傲態度，哪里還有一點“公仆”的影子？

　　其次，即使按照“為官之道”的低限標準，崔縣長的行事策略也實在拙劣。以事情的實際演進來看，崔縣長在本縣的權威，足以保證教育局、公安局等政府部門無需崔縣長的直接授意，便會做出讓崔縣長舒心順氣的一系列安排———該撤就撤，該抓便抓。但縣長之所以為縣長，上級之所以為上級，除了位高權重之外，還理當比下級站得更高、看得更遠。高校長“攔車簽字”的行為雖有不妥，但其行為沒有任何私利色彩，也不觸犯任何法律，不但合理、合法，甚至頗具道義色彩。對這樣的行為施以行政處罰，看似維護縣長的權威，其實卻是在為其挖坑。此時的崔縣長即使對高校長的行為充滿惱怒，對學生們亟盼助學金的需要沒有任何同情，也應該審時度勢，對教育局、公安局的行為予以嚴厲的批評，并馬上撤銷一切處分，才能挽回惡劣影響于萬一。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順坡下驢”地跌進輿論的漩渦。

　　總之，在建設和諧社會、親民政府和加強法制建設、輿論監督的大環境下，公民有權要求官員嚴格依法執政，人民有權要求官員按照“公仆”的標準服務于人民，輿論也有權對官員的每一個行為、每一次表態進行嚴格的監督。因此，面對已經造成的惡劣影響，崔縣長盡可“還原”當時情況，卻已經沒有任何辯解的余地。這樣的環境和如此環境下新的為官之道，不但崔縣長需要了解和適應，所有的官員都必須了解和適應。（張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