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河南信陽市政府出臺文件“禁止公務人員在工作日中午飲酒”，半年節省酒水費高達4300萬元，贏得社會一片贊譽。近日，一種“禁酒令違法”的說法得到了河南不少酒類企業的認同，河南省酒業協會負責人表示，他們準備向河南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河南省政府法制辦反映，要求

　　修改或撤銷這一規定。(12月27日《河南商報》)

　　不能鼓吹“腐敗生產力”

　　有報道說，信陽頒布禁酒令后，當地酒廠的銷量下降了1/3。顯然，這些酒廠很大程度上正是官員腐敗行為的既得利益者，就像美國軍火商最希望布什打仗一樣，某些酒廠也最討厭官員清廉。因此，所謂“畢竟酒類企業也是當地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實則是在宣稱“腐敗也是一種生產力”——— 為了“拉動消費和促進就業”，應該允許官員適度腐敗。事實上，“腐敗生產力”的巨大量能讓人瞠目。數據顯示，全國公款吃喝開支一直保持著8年翻一番的增長速度，1989年還是370億元，2002年時已飛漲到2000億元，相當于一個三峽工程。

　　說禁酒令違法，是建立在對“腐敗生產力”認同的基礎上的。 舒圣祥

　　一場假裝受傷的炒作

　　河南酒業叫苦，不過是老虎裝病貓，作秀而已。

　　河南酒類企業夸大了“禁酒令”的作用。所謂的禁酒令，不過是禁止公務員中午喝酒，結果被弄得仿佛是反腐的靈丹妙藥一般，其實，大吃大喝等腐敗行為，不可能因為你僅限于中午的禁酒令而有本質上的減少。腐敗者完全可以在晚上“加倍狂歡”，把“損失”奪回來，甚至還可以在上午或早晨就開始應酬。畢竟，禁酒令并沒有觸及腐敗根本。

　　說禁酒令讓一些酒廠銷量下降1/3，這樣的數據恐怕也來自酒廠自身，真實性很值得懷疑，在筆者眼中，不過是河南酒業“假裝受傷”的又一個佐證。酒廠“假裝受傷”的炒作目的何在？無外乎是想要更多的地方保護政策，想通過哭窮來達到減免稅費等目的。城市下達禁酒令的，并非信陽一例，很多城市最終不了了之，為何信陽就成了特例？

　　美麗的口號背后，往往別有所圖。歐木華

　　企業愈指責 “禁酒”愈必要

　　公務員之所以是公務員，正在于他們是干“公務”的，是代表政府形象的。公務員工作日中午飲酒，無論是宴請別人，還是被人宴請，大多是公務支出，這是一筆巨大的奢侈浪費。而且，公務員工作日中午飲酒，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到下午的正常工作，降低辦事效率。如果不是公務支出，問題可能更大：有人花自己錢宴請公務員，必是有事要辦，甚至還常常是有違法規的事，而公務員一旦喝了別人的酒，“吃人嘴短”，違規的事于是就發生了。

　　工作日飲酒，表面看，是公務員的“私務”，實際上，卻暗藏“公務”，常常是公務員在利用人民賦予的特權變相搞腐敗。一旦公務員沒了身上的這個“公”字，他們還會有那么多酒宴嗎？酒業對“禁酒令”的抵觸恰恰證明了公務員奢侈浪費及腐敗的盛行，或者說是公務浪費的普遍。這更說明：“禁酒令”太有必要！ 張東陽

　　酒業協會說“不”很正常

　　我國已經進入利益博弈時代，利益矛盾、沖突、博弈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當利益受損，酒類企業當然有表達的本能，當然不會坐以待斃，誰也沒有權利阻止酒類企業表達利益訴求。河南很多酒類企業都對“禁酒令”有很大意見，這些意見反映到協會，作為行業組織，不可能坐視不管。

　　房地產新政出臺之后，房地產商的反應最為豐富多彩，要么作憤憤不平狀，要么作叫苦不迭狀，要么作危言聳聽狀，要么是密會、密謀，積極尋求對策。接下來則是上書，通過非制度手段，以期減少損失。這樣的事情見多了。

　　我們審視“禁酒令違法”論，大可不必驚慌失措，這是利益主體的一次危機公關或自我維權而已。我們需要關注的是，既然這些利益群體已經集結起來表達訴求，作為納稅人這一龐大群體，有沒有組織起來應對這一訴求？

　　一言以蔽之，“禁酒令違法”論背后的真問題就是，要保證不同的利益主體有表達利益訴求的權利，酒類企業和酒業協會既然要求自身利益，納稅人同樣也可以要求自身利益。 王石川

　　人民拿什么挺“禁酒”

　　酒企的博弈資本擺出來了，公眾不得不自問：酒企能通過行業協會團結起來，以稅收反對禁酒和要挾政府，人民如何團結起來，可以拿什么力挺政府禁酒呢？

　　酒企是納稅人，人民也是納稅人，可人民也能以納稅“要挾”政府嗎？很難——— 首先，因為酒類企業數量少，他們很容易通過行業協會凝聚起來結成利益共同體，以行業整體力量進行博弈；而納稅人是分散的，成千上百萬，集體行動的代價和形成共識的成本非常高，很難作為一種博弈力量迅速凝聚起來。

　　資本是可以飛的，商人是可以流動的，你這個地方禁酒影響了我的利潤，我可以將資本投到其他不禁酒的地方去，資本和商人可以自由流動，可一般人是不行的：在戶籍門檻下，即使你不滿意一個政府決策，既不能“用手投票”否決，又不能“用腳投票”反抗。相比之下又輸了一籌。

　　還有，相比酒類企業納的稅，納稅人交的稅在數量上沒有競爭力。酒類企業屬于當地的支柱產業，政府對酒業有很大的依賴。正因為這種依賴，有些地方不僅不要求官員禁酒，甚至以紅頭文件向下級攤派喝酒任務，以行政權力為本地酒企開拓市場。相比之下，政府對普通納稅人有什么依賴呢？升遷不掌握在納稅人手上，GDP一俊遮百丑的制度中，民意的反對也算不上什么。

　　加上喝酒本身對政府官員又是有利的，畢竟喝的是納稅人的錢，不喝白不喝——— 禁酒又在政府內部有相當大的阻力。利益共同體的“里應外合”下，納稅人有什么博弈資本可以力挺禁酒？

　　文/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