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孕婦因丈夫拒絕在手術知情同意書上簽字而不治身亡以后，在社會上掀起了一場有關醫療實踐中知情同意制度的反思。我發現，不少爭論是一場倫理批判和道德論爭，關注事件中各利益相關者的責任分配問題，并就此表達了充分的同情或譴責。除此之外，我認為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今后如果有相似的個案發生，情境相同，是否仍然會因為沒有知情同意書上的簽字，而導致患者得不到應有的救治？難道真的無法設計出一種能夠既尊重個體自主性又尊重個人生命原則的制度嗎？實際上，在該案例的許多環節上，都可以有所行動而避免悲劇發生。

　　其一，醫院在履行告知義務的環節中，仍有可進一步改進的空間。在本案中，導致孕婦丈夫拒絕簽字手術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發生了知情同意程序中的“完全理解信息的障礙”。根據孕婦丈夫事后所述當時的想法，認為只是普通感冒，不至于有生命危險，這說明醫生無法使其確信患者所面臨的嚴重危險。如果在這個環節加以改善，在急癥醫護人群中配備心理學專家或談判專家，至少應使急癥醫護人員得到溝通技巧方面的培訓，盡可能地將理解障礙降到最低，從而最大程度地達成有效溝通。

　　其二，在消除“信息理解障礙”的努力失敗之后，病患或其關系人仍然固執己見，拒絕接受唯一能夠救命的治療手段，這時要有司法機關出場了。畢竟醫療機構沒有強制力量侵犯個體的自主性，即使為了救助的目的，也只能求諸司法的強制力。司法介入的方式又有以下幾個選擇：第一，以保護胎兒的健康權利為依據，下令強制救治；第二，在確定保護生命原則為首要醫學倫理原則的前提下，以醫院倫理委員會和醫療專家聯席會議形成的權威的科學性意見為依據下令強制救治。即使當對象不是一個孕婦，在不涉及胎兒權利的情境下，也無權根據自己的自主性權利原則，來決定拒絕對自身進行有效的救治，無論當事人是否能夠明確表明自己的意愿。這里的邏輯明顯與自殺者的自主權利問題相似。

　　對意外遇險或企圖自殺者的緊急救助，是無須征詢當事人的意愿的。如在救治中發生意外，造成了傷害，還可引入緊急避險原則來免責或減責。在有些國家，對企圖自殺者，救助之后甚至有較為嚴厲的司法懲戒。當救治手段已經成為唯一并最后的拯救生命的手段時，病患及其關系人的知情同意已不是必要條件。根據這一認識，應該從速就此類案件展開司法調查和立法討論，對有關知情同意程序的現行規定進行修改，增設緊急和危重情況下的應變處置條款。或者，鑒于很多緊急問題的復雜性，會有立法未能詳盡描述的情形出現，可授權法院根據有關法律精神增設“救命法庭”，行使一定的自由裁量權。

　　中國的醫療機構引入知情同意原則，是一個進步，充分尊重了病患的知情權和自主選擇權，有助于在病患和醫護人員中建立起一種平等的關系，有助于最佳醫療方案的實施，從而最終有利于病患和醫護雙方的利益。它的本意應該是使病患免受輕率而不負責任的醫療傷害，而不是醫療機構的免責聲明。北京孕婦不治身亡案，充分說明現有的知情同意程序，必須加以改進。(李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