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上的優勢并不能解決法律上的尷尬，鋤強扶弱的英雄主義必須被限制在法治的框架之內

　　關于民間反扒的問題，支持者向來占大多數。然而，近日媒體一篇《民間反扒隊員身陷扒手死亡案“伸張正義”遇尷尬》的報道，為我們探討民間反扒組織何去何從等問題提供了真實的素材，也引起了社會對相關問題的高度關注。

　　在這篇報道中，化名為“罐子”的反扒志愿者在一次反扒行動中，因為涉嫌故意傷害(扒手)而被刑拘7個半月，雖然該案經過審查并退回補充偵查、證據仍然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雖然有關證人證明致命一擊并非“罐子”所為，但正如“罐子”父親所說“既然公安部門已經……定為一起命案，那么兇手是誰？”這樣的疑問無疑就將以暴制暴的民間反扒手段推向了被質疑的位置。

　　從道德層面來看，誰都無法否認民間反扒行為的積極意義。然而，如果從法治社會的角度來考量，那么民間反扒問題就應該得到更加辯證地對待。首先，問題的核心在于民間反扒行為沒有得到法律的明確授權，其所憑借的也只是相對單薄的正當防衛或者緊急避險等規定，而即使在這種有限的法律規定內，面對情況難測的反扒現場，很難保證制止犯罪的手段不會超過必要的限度，正義之舉隨時可能演變為以暴制暴的場面；進而，在缺乏明確的法律界定的背景下，出現任何一個問題，都會讓那些熱心參與反扒行動的市民陷入不必要的司法糾紛與利益亂局之中，使反扒群體的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打擊。

　　同時，更為重要的是民間反扒者大都有一定的組織，組織性固然能夠更好地整合資源、帶來更強的執行力，但也存在著被濫用的危險。所以，法律法規總是設置各種條件、嚴格限制有組織性的行為。然而，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大多反扒組織僅僅屬于民間自發形成的松散組織，要作為社會團體登記還需要具備一定條件，即便成為社會團體，要想有組織地開展反扒行動，也有待于法律的認可，而目前我國法律法規對民間反扒行為的范圍、反扒組織是否要備案等均沒有明確的界定。所以，雖然全國已有上海、廣州、西安等18個城市的反扒志愿者組織在行動，但鮮有城市公開承認反扒組織的合法性，甚至某地警方曾公開表明要取締民間反扒組織。

　　進一步來說，僅憑著志愿者的道德素質，能否在長期面對扒手行竊這種違法場景的刺激下，保持理智、采取不過限的手段，這是個疑問。畢竟在有嚴格制度限制的執法機關尚且存在著粗暴執法、受賄行賄等情況，何況是數量不少的“有組織，無法律約束”的各種反扒組織。

　　道德上的優勢并不能解決法律上的尷尬，鋤強扶弱的英雄主義必須被限制在法治的框架之內，而考慮到各種因素，通過法律法規來將民間反扒組織的合法性制度化又缺乏現實可能性。因此，解決民間反扒組織出路的問題，或許可以轉換為如何更好的“伸張正義”(這里主要是指社會治安)的問題。

　　首先，就是要實現警力的優化配置、實現警力的下沉。民間反扒組織出現的外部原因在于我國警力相對不足，因此，只有進一步將警力“下沉”基層一線，把警力擺上路面街面，才能夠有效地震懾違法犯罪行為、強化對社會面的控制，從而達到提高“見警率”、減少發案率、提高破案率的目的和效果。為此，應該繼續解決好基層派出所警力不足的問題，充分調動廣大基層民警的工作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惟有如此，才能強化公權力在懲治犯罪中的作用。

　　其次，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對有關民間反扒組織進行收編。從技術層面而言，民間反扒志愿者都是值得肯定的，如果能夠將其吸收到正規的反扒隊伍中來，就可以在強化管理的條件下更好的開展反扒工作。據報道，海口警方曾在今年上半年公開向社會招募反扒志愿者，成立海口反扒志愿者大隊，并給這些志愿者頒發證書明確他們的身份，同時要求義務反扒員在從事反扒活動時，只能和民警或便衣一起協助行動。這既有利于保證義務反扒員的人身安全，也解決了反扒組織“名不正、言不順”的名分問題，更規范了義務反扒員的行為，有助于民間反扒走上法治軌道，讓他們依法反扒，幫忙不添亂，反扒不越權，發揮更大的作用。這無疑值得借鑒。

　　最后一點就是要正確宣傳志愿反扒行為。民間反扒的意義不只是抓住了幾個蟊賊，而是傳播了一種見義勇為、助人為樂的精神。宣傳這種行為不能停留在具體的反扒行為上，因為過于個人或群體英雄主義的宣傳或許會沖淡人們對精神實質的理解，只有當全社會都將這種精神品質融入到自身言行中時，人人都會成為“民間反扒者”，而不只是個袖手旁觀的過客，而這一點或許是民間反扒行為更為深遠的意義。(凌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