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被奧地利警方稱作“第二共和國以來最大的偷渡集團”案，發生在2004年的維也納。歷時兩年審理后，此案被定性為錯案。云南籍女留學生易蘭(化名)受此案牽連，蒙冤入獄達4個月之久。昭雪后，易蘭傷心回國，而由于精神恍惚身體不適就診，被云南省精神病院診斷為“精神分裂癥”。目前，她正在昆明一邊接受治療，一邊等待著奧地利方面的國家賠償通知。然而，沒有人知道這樣的等待還需要多久……

　　“原以為能夠自費到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學習，是提升自己人生的一次好機會，誰知卻遭遇橫禍。”現年30余歲的易蘭說，為了去奧地利讀書，她放棄了國內一切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當初的義無反顧卻換來了現在的狼狽不堪。

　　“現在我每天需要服藥兩次才能控制自己的精神和情緒。以前我一直身體正常、健康，但4個多月的奧地利冤獄生活令我完全改變了。”易蘭傷心地說。

　　出國留學夢圓維也納

　　2002年7月4日，滿懷夢想和憧憬的易蘭從云南飛赴奧地利首都維也納——一直令她向往的地方。

　　“以前在國內我學的專業是英語，這使得我有許多機會和外國來客接觸和交流，由此也就結識了‘奧地利通達(TONDA)國際經濟貿易與企業管理與咨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趙尚峰和其前妻譚佩斯。他們主要辦理中國人赴奧地利留學中介。”易蘭說，時間長了，就一直希望能夠出國去學習一段時間。機會終于來了，易蘭獲得了一個奧地利針對第三世界國家招收自費留學生的名額，其最大的好處就是免學費。然后，通過“通達公司”辦妥了一切赴奧地利的留學手續，當時趙、譚兩人都在打理公司事務，也不斷聘用一些學生為公司工作，主要用來幫助新到奧地利留學的中國中學生和大學生。

　　在維也納經過8個月的學習，易蘭順利地通過了德語培訓考試，于2003年4月正式進入維也納大學商學院學習“工商企業管理專業”，學制為本碩連讀。在維也納期間，易蘭一直與趙尚峰和譚佩斯保持來往。云南女孩的淳樸和簡單也給二人留下了好印象，于是2003年5月，易蘭進入了“通達公司”打工，主要負責接送中國新學生，包括帶領他們去辦理入學手續、銀行開戶，以及安排臨時住宿等日常事務。

　　后來她考了當地駕照后，趙、譚兩人還讓她接待一些從中國來的考察團，使她的收入不斷提高。“生活開支足夠了。”也因為這樣的情況，使她在通達公司打工的興趣和機會都增加了。

　　莫名成逃犯被關4個月

　　2004年6月8日上午，正在外面接送學生的易蘭接到一名朋友的匆忙來電：“快躲起來，你們公司出事了，警察來抓人了！”朋友是在當地電視臺和電臺的即時報道中知道消息的。

　　“當時我真的嚇壞了，都不知道怎么辦才好。”易蘭說，盡管之前也聽說奧地利外事警察部門在調查公司的一些情況，有幾名同事已經離開，但看到兩名老板沒有什么變化，而且自己也沒有做什么違法的事情，也就沒有太在意。

　　但預料中的事情突然發生，讓她非常擔心，特別是害怕警察來抓自己。她的朋友迅速找了一名奧地利律師咨詢，當時律師建議易蘭主動去找警察，說清楚情況。等到當天晚上，公司被抓的人仍然沒有被放出來，易蘭更害怕，于是決定先躲到一名中國朋友家里。

　　躲藏期間，易蘭又找到一名在維也納的華人領袖尋求幫助，領袖妻子建議她出來主動去找警察。但是易蘭不敢去。“之前我知道一名華人被錯誤關押了3個月，雖然后來獲得了政府的國家賠償，但是卻得了厭食癥。后來我又找了第二名奧地利律師，他也建議我先躲著，等待警方的調查結果出來。”

　　數天后，被抓5人中的3名學生被“取保候審”放了出來，但是趙尚峰和譚佩斯兩人仍然被關押著。由此，易蘭也漸漸知道了事情的原委，警方是懷疑通達公司在辦理中國留學生的過程中使用了假材料，有欺騙和協助中國人偷渡等嫌疑。

　　“躲了一個多月后，我覺得這樣總不是辦法，凡事總得有個了結。于是我又請了一名律師，由他出面去與法官交涉，當時法官表示最多關14天配合調查，當然最少也必須關14天，于是我決定走出來了，心想只要熬過14天就萬事大吉了。”2004年7月28日上午，易蘭在律師的陪同下去到了外事警察局，孰料她這一去就被連續關押了4個多月。2004年11月22日，在被關押4個多月后，法官終于來宣布易蘭可以辦理“取保候審”出獄，但同時扣押了她的護照，并規定其不能離開維也納，有情況必須向警察報告，并且必須隨傳隨到。

　　歷時兩年被定性為錯案

　　2006年4月，包括奧新社(APA)在內的多家奧地利新聞媒體報道，維也納刑事法院于當年4月19日正式宣布趙尚峰無罪，從而使通達公司及其工作人員得到平反昭雪。《標準報》(Der Standard)報道：“2004年6月，奧警方向媒體宣布，破獲了第二共和國以來最大的偷渡集團，通達公司將1400名假學生偷渡到奧地利，警方對這次勝利曾喝酒慶祝，看來警方對趙尚峰偷渡的指控‘犯了巨大的錯誤’。”

　　2006年7月14日上午，奧地利維也納州刑事法院就“受通達公司案所受牽連的4名華裔學生”進行審理和宣判：奧地利籍學生趙瑞萠、江宇和中國籍學生邱軼、易蘭，4人曾在通達公司從事臨時工作或為公司協理到奧地利學習的學生事務，通達公司案發后受牽連，警方以“非法偷渡罪”、“組織犯罪團伙”、“詐騙罪”和“偽造文件罪”4項罪名指控通達公司并將4人拘禁。

　　奧地利《歐洲聯合周報》報道，在長達兩年的審理過程中，被告方將大量人證和物證展示法庭，在連續兩次開庭審理中，這4名學生據理力爭，用事實證明其清白之身，“特別是14日上午，在長達一個多小時的審理中，學生們用事實講話，最后，法庭裁定4名學生無罪開釋”。

　　由此，在奧地利聞名多時，使許多華人心有余悸的通達公司案亦已告一段落。

　　確診為“精神分裂癥”

　　“不知道自己在精神恍惚中等待了多久才得到了那樣的結果，盡管已經出了監獄，但所謂度日如年仍然是我那時候每天的感覺。”易蘭說，那段時間里自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只是想哪天能夠回自己的祖國，長這么大，從來沒有這樣想念家鄉。

　　易蘭說：“由于事先律師已經告訴我可能的結果，我提前就定好了回國的機票，7月14日上午從法庭下來，下午我就從維也納飛回了北京，回到了闊別已久的祖國。”

　　能夠有后來的無罪結果，易蘭等人等待已久。在奧地利等待法院最后裁定期間，她曾經回到學校重新注冊上課，但是沒有多久就覺得根本無法集中精力，無奈只好停課休息。由于想回國，她多次去找法官要求拿回護照，但是均被拒絕。

　　“那時候無法上學，無法工作，每天都恍惚而過，特別是經濟上也出現困難。我先是投靠朋友和租房，最后都因為精神方面有問題而被別人驅趕和歧視，后兩個月實在沒有辦法，是在一個教會免費提供的房間住的，一名會說中文的好心神父收留了我。”期間易蘭去檢查過身體，也去看過心理醫生，心理醫生診斷認為她患了“短期的精神障礙”，“需要好好休息一段時間”，“多與別人交流往來”。

　　回國后，易蘭不愿與人來往，總是恐懼不安，總懷疑被人跟蹤，有人要害自己……也曾經嘗試找工作，但總因為精神恍惚而無法長期堅持。2006年11月29日，她被家人送到云南省精神病院診治，被該醫院確診為“精神分裂癥”，遂住院治療一個多月，隨后一直長期服藥修養。現在，她每個月都需要到醫院診療、復查，醫生告訴她必須堅持服藥2-3年，病情才有可能穩定下來。

　　邊治療邊等待賠償

　　易蘭說：“由于我不能中斷治療，也就無法親自回奧地利去辦理有關國家賠償等手續，所以只好委托當地律師了，目前我的事情與趙尚峰和譚佩斯的一起由同樣的律師在辦理。”

　　2007年10月，易蘭再次電話聯系了北京中國外交部保護華人處，詢問自己的情況，對方表示一直在積極關注此事件的進展，并隨時與駐奧地利大使館保持著聯系。

　　“之前奧地利政府已經寫信通知我們可以獲得國家賠償，但是賠償多少、什么時間賠卻沒有說。我不知道奧地利政府要我等到什么時候、我的病要治療到什么時候、這中間要花多少錢。”

　　奧地利《歐洲聯合周報》總編輯王敢說：“奧地利政府方面表示國家賠償正在進行中，但是估計程序沒有那么快，當事人需要有足夠的耐心。”他同時希望今后申請到奧地利留學的人準備材料一定要真實，到達奧地利后要以學業為主，不要打黑工，不要違反當地法律等，否則不知道又會遭遇到什么新的麻煩。

　　由于這次冤獄遭遇，給易蘭及其家人帶來的不僅僅是身體和精神上的傷害，也使她被迫終止了在奧地利的學業，經濟上也蒙受了巨大損失。現在，易蘭原來就讀的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已經表示，她可以重新申請學業，學校可以考慮重新接受她，這讓她非常感慨。“盡管目前各方面仍然很艱難，但是當所有事情結束后，我還將去奧地利完成我的學業。我會努力忘記那些不愉快的經歷。”

　　回放·牢獄之災

　　恍惚中痛苦度日

　　2004年7月28日去到警察局，易蘭隨即被審訊了一整天，內容是關于通達公司的經營、運作情況，當中有沒有什么違法的行為。

　　“但是警察明顯不相信我的話，他們輪換了不少人來問我。由于害怕，我騙他們說案發時我不在維也納，所以不清楚警方抓人的情況。”當天有一名女法官來詢問易蘭，指出了她前一天說不在維也納是撒謊，她不得已承認自己說了謊話，并向女法官說明了情況。但女法官沒有作出什么表示就離開了，這讓易蘭非常后悔自己為什么要說假話，因為在奧地利這樣的國家，說假話的后果是非常嚴重的。

　　由于之前有了被關14天的思想準備，易蘭還帶了德語詞典和一本書，準備在里面堅持學習。監獄里一日三餐都有專人送到門前，每間監舍里都裝有電鈴，有事可以隨時呼喚看守警察，同時也裝有監視器。

　　“開始我還能堅持，總認為熬過14天就結束了。”易蘭說，她每天都在數時間，之前12天一直沒有警察來提審。后來每天放風一小時她都不想出去了，但是警察總是粗暴地把她拉下樓。

　　到了第12天上午，精神萬分疲憊的易蘭突然聽到樓下有被關押男女在喊叫，她也突然沖動地拿起餐刀割起手腕來，并且很快割開了口流出了血，“都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突然那樣做”。易蘭被警察迅速帶到監獄醫務室包扎傷口。

　　在隨后半個多月里，易蘭每天都被帶去換藥、吃藥，雖然后來手腕上的傷口好了，但是醫生仍然要求她吃藥，并且告訴她吃的是鎮靜藥物。事實上從割手腕之后，易蘭整個人已經進入了一種精神失控狀態，每天都不想吃喝，不停地哭泣，有時候突然大喊大叫，或者站到窗戶前抓著鐵欄用中國話大叫“放我出去”、“我要回國”。“那時候我的情況非常差，整個人瘦得可怕，真正感覺生不如死，總覺得自己已經崩潰了。”易蘭說，時間已經過了原來說的14天，她都在恍惚中度過。

　　吃藥吃到精神失控

　　期間曾經有中國大使館官員來看望過她，安慰和鼓勵她要堅強，稱“大使館正在積極與奧方交涉”。監獄警察曾經允許易蘭打電話，她打給奧地利的中國朋友要來了一些衣服，但是打回中國給家人她卻激動得說不出話來，讓家人更加擔憂卻又無可奈何。另外每天都吃藥讓她產生了抗拒心理，但是她拒吃、吐掉的的方法都逃不過警察的監督，最后都必須吃下。

　　到了2004年9月，有一天吃藥時醫生給了易蘭一種不同的藥，然后她就覺得情緒更加煩躁，控制不住自己的言行，多次趴到窗前大聲喊叫，嚇得同監舍的人不斷干涉她，兩三天后就有警察來提審了。

　　“我覺得奇怪，為什么吃了那種藥后我的精神更加失控，在回答警察的話時也是胡言亂語，或者根本聽不明白警察在問我什么。”易蘭說，“那種藥我吃過兩次，每次都是在警察來提審我前兩三天，而在平時吃其他藥時我沒有那種嚴重失控的感覺，所以我懷疑那種藥有特殊的用途。”

　　監獄警察后來發現她的情況越來越不對勁，只好又把她送到醫務室住院治療，一直繼續了10多天。期間易蘭被換了幾個病房，最多時房間里多達8人，她的情況時好時壞，糟糕的時候就會長時間趴在窗前，一直看著外面來往的汽車，“但是沒有人干涉我”。

　　10月底，易蘭的身體情況有所好轉，監獄方面安排她去工作，內容是用電動縫紉機縫監獄內部床單、圍腰布，洗滌警察衣服，制作圍巾以及各種工藝品。”

　　監獄的工作間在地下室里，沒有工作量規定，有規定的工資收入，而且有一些簡單的娛樂活動，到此時易蘭才注意到自己所處的監獄沒有高墻電網，環境非常干凈，而且每個月的花銷都有賬單。從案發起，易蘭本人及朋友先后找過5名律師，期間有律師請求保釋，但是法官一直不同意，期間還組織過4次聽證，不斷重復調查同樣的案情。

　　背景·通達公司是非

　　當地警方：“只查出一些小毛病”

　　通達公司案兩名主要嫌疑人趙尚峰和譚佩斯都被關押長達14個月，一直到2005年8月5日法院開庭審理后，才宣布允許他們兩人假釋，但兩人所持護照被法院扣壓。

　　2006年初，趙尚峰和譚佩斯被法院判處1個月有期徒刑，緩期3年執行。奧地利《皇冠報》(Kronen itung)認為：“之前已經將人關押了14個月，這樣的判決在法律上已經沒有了意義。”

　　易蘭說：“我以前在國內就見過趙尚峰和譚佩斯兩次，感覺他們有些背景，能力也很強。后來更發現他們的通達公司在辦理留學生手續非常順利，而且他們的簽證經常不是在駐中國的奧地利大使館或領事館辦的，而是從奧地利國內外交部簽妥寄回中國的，可見奧地利政府很支持這家公司的工作。”

　　奧地利當地的媒體也多次介紹過通達公司的情況，贊揚其為奧中兩國的教育、文化和經濟往來作出了許多貢獻，“其被關押期間，奧中兩國的許多政經界人士都出面幫他們說話”。

　　易蘭說：“出事后我才知道，原來奧地利警方對通達公司及相關人員的監控已經長達兩年多時間，包括調查公司人員背景，監控了5000多個通話記錄等等。”她表示，奧地利警方注意到通達公司，除了緣于接到另外一家公司的舉報，更因為那段時期在奧地利的中國人“惹出了不少事情”，其中包括非法居留、打黑工甚至加入黑社會組織等。

　　奧地利當地媒體當時也報道：“許多來自中國的留學生，盡管申請理由是學習音樂，但實際上他們連莫扎特是誰都不知道。”奧地利警方懷疑中國留學生中的很多人都涉嫌使用了假材料。

　　在警方的秘密調查過程中，通達公司的少數打工人員聽到了一些消息，于是紛紛辭職走人，有些人甚至回了中國。于是在2004年6月8日上午外事警察局緊急出動了80余人，分頭抓捕“通達公司”的6名人員，唯獨易蘭“漏網”。6月9日，中國駐奧地利大使館官員就此事約見了奧地利相關部門官員進行交涉，奧警方也對案件情況進行了通報。

　　與此同時，奧地利警方凍結了通達公司的所有銀行賬戶，同時許多學生也因為這件事情受到牽連，或者簽證被扣、被暫停，被迫逾期居留或銀行賬戶也被凍結。按照奧地利媒體的報道，警方在隨后一年多時間里，把所有中國留學生的資料全部檢查了一遍，但是并沒有得到結果，“只查出了一些小毛病”。(尹鴻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