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個小包工頭，因為“上家不給錢”，他無法如期給手下的工人發工資。為了實現按期付清工資的承諾，心急如焚之下，他騙了熟人一筆錢。他沒想到，自己因此鋃鐺入獄。有人罵他騙子，也有人贊他善良。然而他更像是一個符號，在這個國家無數建筑工地背后隱藏的那條“生態鏈條”

　　11月1日，宋立方出現在京郊一個建筑工地上。半年之前，他曾帶領幾十個民工在這里干活兒，他的身份是包工頭。眼下，他又來到這個工地，卻只是一個人，“希望把工程款結了”。他不會上網，更不知道這天網上有一則新聞：即日起，包工頭將在杭州建筑市場集體下崗，退出歷史舞臺，替代它的將是勞務分包企業。

　　和以往不同，宋立方穿上了灰色的西服，還有黑皮鞋。西服里露出鑲著黑色紐扣的舊毛衣，還有領口泛起油膩光澤的暗紫色襯衫。他的頭發剃得很短。他并不想讓工地上的其他人知道，他剛從看守所出來。

　　今年3月3日晚上，宋立方在北京豐臺區二老莊一所出租房內，和兩個外包組負責人鐵江、盧展會面。3人一年前在某處工地上認識，一起承包過工程。宋立方正為欠著工人工資發愁。他靈機一動：向鐵江、盧展借錢！

　　“直說借錢？不行，他們一定不借。”宋立方思忖著，“要不就說有工程，讓他們交訂金吧。”他隨即編造了已拿下工程的謊言，從兩人處拿到3.1萬元。然而不久，他的謊言被戳穿了，鐵、盧二人一氣之下，將他扭送到派出所。豐臺區人民法院作出判決，以詐騙罪判處宋立方有期徒刑6個月。10月，宋立方刑滿釋放。

　　直到現在，宋立方仍然不能接受這個判決，他一直嘟囔著：“我沒有詐騙。”按照他的描述，他曾經給鐵、盧二人寫過欠條，甚至在警局里，他還親口承認了向二人借款的事實。“我要是賴著不承認，那說我詐騙還可以；我都承認了，咋還說我詐騙呢！”

　　來自宋立方的說法是，去年，他帶著老家38名工人在北京干了5個工程，工人的大部分工資都已在年前結清，只是還欠著個別人幾百元，最多的一個欠著2000元,總額共計3萬多元。他答應在正月十五那天給工人送到家里。他想著一定得按期把錢還上，否則“這些工人明年就不愿意跟著干了”。于是正月十四，心急如焚的宋立方向鐵江和盧展騙取了所謂“工程訂金”。據說因為錢不夠，他還從家里拿了5000元。正月十五，宋立方帶著這筆錢回河北老家，給手下的工人發了工資。

　　宋立方把一切歸咎于“上家不給我錢”。他在北京打工20多年，從做建筑工地的小工起步，到2002年，終于有了自己的包工隊，當上了包工頭。像大多數的包工頭一樣，他的主要工作只有兩件：拉工程，結賬。所謂結賬，就是向上一級包工頭催要工程款。

　　在無數建筑工地背后隱藏的“生態系統”中，工錢沿著這樣的鏈條分發到農民工手里：投資方給總承包商，總承包商給分包商，分包商給大包工頭，大包工頭給小包工頭，小包工頭給外包隊(組)，最后才能發到民工手上。“我差不多就是最小的包工頭了，帶著幾十個民工，多的時候有上百人。工程大的時候，我也會再找一兩個外包組。鐵江和盧展就是以前我用過的外包組，我幫他們找活兒干。”宋立方說。

　　在過去幾年里，宋立方有幾十萬元的工程款沒有收回來，但他還是覺得自己非常有能力。“我挺能拉工程的，在北京混了這么多年了，在哪里都有好多熟人，他們介紹給我的工程多得很。有馬甸的、草橋的、大興的，還有豐臺的。”他的手在大腿上來回地搓，嘴里卻不曾停下，“我沒被別人騙過錢，那些要不回來的，都是幫朋友的。給朋友做個工程啥的，沒簽合同，他們錢緊張，我也就沒和他們要。”

　　“你不信？那啥，前年，馬甸工地的大包工頭領了十幾萬元工程款，第一個打電話叫我去拿。我說他想著我就行，我不缺錢，叫他把錢先支給其他包工隊。結果后來他沒錢了，電話也打不通了……”

　　“我也不能欠著民工的啊，現在國家查這個挺緊的，到年底，總得給人把賬結了，讓人回家過年不是？所以我就老得墊著，墊民工的工資，墊民工的飯錢，還有工地上買點零碎材料啥的，我不容易啊。”

　　不久前，北京一家媒體以《小包工頭的善良與無奈》為題，報道了宋立方的故事。宋立方對采訪挺抵觸，并堅決要求不能署真名。他也并不知道，這篇關于自己——一個底層的小包工頭的報道被放在多家新聞網站的重要位置，甚至上了頭條。那些坐在他蓋過的房子里辦公的人們，七嘴八舌地評論著自己。

　　在媒體上，這些人也許讀到過包工頭這個群體的丑陋。“欠薪包工頭不露面，討薪民工無奈住進冰冷車庫”，“包工頭卷款逃跑，打工者討薪無門”，“摧毀特大包工頭聚賭團伙，抓獲數名百萬富翁”，這樣的新聞屢見報端。但他們也許也同樣讀到過這個群體的無奈。這樣的新聞也屢見報端：“為追討開發商欠款，包工頭爬上吊塔尋短見”，“討不來工程款，包工頭以命抵債”，“6年討要無果抑郁辭世，包工頭跌倒在討薪路上”……

　　而這一次，網友們的跟帖賦予宋立方的基調依然更多的是同情。有網友說，自己的家人就是包工頭，整年在外面打拼，卻因為甲方拖欠的原因，搞得疲憊不堪。“甲方付款時都是按合同價付款。其實只要接觸過工程的人都知道，施工過程中會產生很多增補，對于增補這一塊，甲方都不會按進度付款的，而只是在工程結束時并入結算。工程一完工，很多甲方就故意不給結算，你找他要款，他說已按合同支付工程款，實在是可惡。”

　　同情或許還來自另一個民工騰強的證言。騰強與宋立方合作已有多年。宋立方被抓后，騰強接到宋家的求助電話，隨即趕到派出所去作證，證實宋立方確實把那筆錢用于給民工發工資。并強調宋立方4年里沒有拖欠過他們工資。民警以一問一答的方式記錄了他的證言。

　　騰強還向《京華時報》的記者表示，宋立方自己租的房子沒有電視，卻花550元給工地的工人們買了29英寸的二手電視機。“他還掏錢給工人買過雞蛋吃。”在騰強看來，宋立方被告詐騙，“是因為他沒把關系處理好。就算他拖欠工人工資幾天，工人們也不會跟他鬧，都是老鄉”。

　　“老鄉”，這個親切的字眼，幾乎是聯系大多數包工頭和民工的紐帶。在市場經濟初期，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而城市的建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于是，那些最早從農村走進城市的農民工，在工地找到活兒干，并開始介紹和帶領村里的鄉親來到城市，這其中一批有經濟頭腦的就成為組織者，這就是建筑行業最初的包工頭，也是市場經濟初期比較活躍的群體。有媒體曾對包工頭進行過這樣的解讀：“實際上，大多數包工頭不僅是農民工的職業介紹人，進城務工的領路人，而且充當著農民工經紀人的角色，繼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農民工權利的代言人。”

　　“民工的代言人”宋立方至今對被判詐騙一事不能理解。他覺得委屈，盤算著要給自己“喊冤”。但他的代理律師高榮彥卻并不這么認為。“他家人找我的時候，我聽案情也以為只是借貸不愉快。委托人通常都會強調對自己有利的證據。看了卷宗，我就明白詐騙的定性不錯。”在開庭前，高律師極力說服宋立方認罪。

　　“作為法律工作者，我們必須尊重事實。宋立方的行為確實構成了詐騙，不過比起那些把騙來的錢用于吃喝玩樂的，他的性質又有不同，他拿去給民工發工資了，這也算一個善意的謊言吧。他的這個做法，算不上樹立了一個豐碑，但起碼在他家鄉，團結了一方群眾，安定了社會秩序。”高律師為宋立方寫了一份在她自己看來“溫情洋溢”的辯護詞。

　　豐臺區法院最后從輕判處宋立方有期徒刑6個月，除去先前在看守所羈押的幾個月，宋立方很快便出獄了。一位熟悉案情的人士說，法院已經考慮了本案的具體情況，予以輕判，否則如果“按照法律規定，像這個數額的詐騙，可以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眼下，宋立方穿起西服奔走在工地，希望可以討回一部分欠款，卻希望渺茫。因為這些欠款里，好多都沒有打欠條。宋立方深感“要學點法律，以后要打欠條”。

　　未來該做什么？宋立方仿佛非常自信。他挺直腰，“別看法院判我詐騙，我明年找到工程，那些老鄉還是會跟我去干，絕對不會跟別人的。就是那鐵江、盧展，別看他們告了我，我敢拍胸脯，以后他們還得跟著我干！真的！”

　　但宋立方并不知道，他在鐵江眼里，已經成了一個“大忽悠”。“他窮光蛋一個，過去連房租都是我給他交的，交了5個月，另外，還跟我借了小1萬塊錢。這種窮光蛋，還跟他合作啥呀！”鐵江在電話里大聲嚷嚷。(本文除律師外其余人名均為化名) 本報記者 蔣韡薇